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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相思》作為納蘭性德詞的代表，是一首非常成熟的清代“性靈派”作品，清代“性靈派”比起此時文壇上的“性靈派”范圍要大，主要是吸納進了“竟陵派”這一風格。
此時“竟陵派”這個名字都還沒有出現，要等到兩年后譚元春、鍾惺兩個湖北竟陵人合著《詩歸》點評天下文章，引導海內詩人學習他們的寫作方式，竟陵派才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
明末的詩文改革最早是從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開始的，在復古運動之前，明代的詩只有粉飾太平的宮庭詩、表達個人志向的勵志詩等少數種類，完全不成體系，其精彩程度不要說和唐朝比，連宋、元都遠勝之。復古運動后，天下文人都開始學寫唐宋文章、詩詞。
萬歷二十四年，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三袁登上歷史舞臺，袁宏道在湖北提出寫詩應該多用“本色獨造語”，袁中道在京城寫成《論文上》《論文下》，以嚴密的邏輯攻擊當時文壇一營文字全學唐宋的風氣，漸漸吸引了一批追隨者。于是以袁宏道的“性靈說”為理論基礎，“性靈派”或是以袁家三兄弟祖籍公安命名的“公安派”縱橫天下十多年。
而到了萬歷二十五年以后，公安派其實就開始走下風，主要原因是公安派的干將漸漸離世，再加上政治風氣的收緊，許多人都退出了公安派的創作。
此時公安派的領袖中：袁宗道、江盈科過世，李卓吾自殺，黃輝、陶望齡投身朝堂放棄創作，袁宏道也回到湖北公安，公安派的創作風格轉向山水田園詩，已經進入沒落階段。
伴隨的時代背景是隨著萬歷朝堂黨爭的爆發，大量文人對現實感到苦悶，只是在詩文之中“抒發靈性”已經不符合他們的要求，文人需要更強的內心情感表達。
再過兩年出現的“竟陵派”就是在這種需求之上誕生的產物。
竟陵派同樣主張“獨抒性靈”，和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基本一致，唯一卻反對公安派平易近人的文風。他們號召使用“幽深孤峭”來矯正公安派的“膚淺”，寫出來的東西都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
如果放在后世的藝術創作上來理解，如果“公安派”是《三個火槍手》這種西方經典小說或者是近代的西方油畫，那么“竟陵派”就相當于意識流小說或者是畢加索那一類現代畫。
主打一個精神狀態堪憂，看不懂。
竟陵派的作品的精神狀態太不穩定了，在后世評價也不高。
后來錢謙益對竟陵派的文章讀后感就是“如夢而入鼠穴，如患而至鬼國”，直接將竟陵派的作品稱作“鬼趣、兵象、詩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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