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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陵派和后來的八大山人畫一樣，都屬于是亂世才會培養出來的藝術，鬼氣森森、人物清奇，但竟陵派卻也是中國詩壇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竟陵派讓詩人們終于走入自己的內心世界，表達自己的想法。

    　　等到天下大勢基本穩定之后，清代詞人擺脫了竟陵派的鬼氣，繼承他們個人表達的做法和“獨抒性靈”的主張，清代“性靈派”由此誕生，并且一誕生就出現了清初詞壇三大家。

    

　　明代的性靈派只會寫景物，竟陵派只會表達自己古怪的想法，而到清代納蘭性德卻能寫出“我是人間惆悵客”這種既富有詩意又表達直白的句子。這不是一個人的靈光乍現，而是繼往開來之后在創作手法上的突破。

    　　清初詞壇在此基礎上一出現就發出掩蓋整個明朝詞壇的水平光彩，清初三大家先后涌現，在千年后再次帶來一個詞壇小盛世。

    　　而《長相思山一程》就是那個詞壇盛世中最為人稱道的明珠之一。

    　　王文龍現在把這首詞拿出來，絕對比起幾年后出現譚鍾派詩詞更加轟動。

    　　畢竟譚鍾詞還只是過渡作品，而納蘭詞已經是這場詩詞改革運動開花結果階段的產物。

    　　一首風格完全成熟的清代“性靈派”作品，結合了“公安派”“竟陵派”的優點，對于此時的詩人來說無異于天降神器。

    　　這就像在火繩槍時代突然拿出了一把全自動ak步槍。

    　　王文龍之前抄的幾首清代詩詞其實也屬于清代性靈派的產物，但是沒有一首能如同納蘭詞一樣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納蘭性德在清代文學史上就是里程碑級別的天才人物。正如同物理學上的牛頓、愛因斯坦，他們的出現標志著物理學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同時期的其他物理學家，哪怕再有貢獻，都無法和他們這樣的里程碑人物相比。

    　　越站在文學變革潮頭浪尖的人，才能夠越發體會到這首詞的震撼力。

    　　王文龍在金州衛儒學中吟誦《長相思》能引起儒生們的激動，那只是他們單純的覺得這首詞好，而真正要理解這首詞劃時代的意義，這群遼東秀才的學術水平還真不夠。

    　　登州，碼頭旁的一處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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