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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在臨川筆架山下設館收徒，所以被世人叫做筆峒先生。
徐奮鵬的歷史思想在前世傳入日本，被許多日本漢學家認為是“治國良方”，甚至對明治維新的思想進程都起過指導作用。
他的書之所以有如此效果，就是因為徐奮鵬在評論歷史之時嚴申華夷之辯的傾向非常強，在民族主義這一塊屬于明代的激進派，甚至能啟發兩百年后日本的維新思想家建立“大和民族”認同。
李如一得知《民族國家論》的大內容之后就找來了徐奮鵬的雜文比對，此時他先翻開徐奮鵬的《徐筆峒先生文集》卷八，找到那篇闡述徐奮鵬歷代王朝正統問題的《古今正統辨》又看了一遍。
徐奮鵬在這文章之中以明初大學者宋濂對于朱元璋的稱贊“功高萬古，得國極正”開始論述，認為宋濂之所以說朱元璋得國極正，不是因為他順應民心獲得百姓支持，而是因為他“迅掃胡腥，再開天地”。
他進一步闡述，以為明朝是把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給趕了出去建立的國家，所以從上古的唐虞三代以來得國之正統者，第一就是明朝。
接下來徐奮鵬繼續分析表示：用這個標準來看，漢唐宋在開國之時都沒有將少數民族政權清理干凈，他們的政權不是從“胡腥”手上奪來的，所以他們比起大明都可算是偽朝――“以此方之，則為漢唐宋，皆閏位可也”。
徐奮鵬的《古今正統辨》認為一個朝代開創的最正統方式就是帶領漢人通過攻擊其他民族而建立，除此之外，無論這個朝代取得再大的成果，都不算是絕對正統。
李如一對于徐奮鵬的文字和思想還是頗為贊許的，此時的文人普遍對于華夷之辨有相當強的執念，而且李如一一家比大多數此時人還要痛恨蒙元。
李如一祖上并非江南人士，而是嘉靖以后從西北遷來，李如一的祖父李詡自己就在回憶錄中寫過他們家因為在關中，曾經見識過蒙古人入侵，因為痛恨蒙古人，順帶著都討厭元朝的國號，李詡寫書時會故意把“元”字用“原”代替，比如把“洪武元年”寫成“洪武原年”。
不過哪怕是李如一，也覺得徐奮鵬“漢唐宋皆閏位”的觀點有些太過偏頗，宋朝怎么樣不去說他，大明的讀書人對于漢唐還是十分尊敬的，再怎么樣他也無法說服自己漢唐也是偽朝。
看完這文章再品味一遍，李如一總覺得徐奮鵬文字雖然激昂，但是旨趣并不高，他的書中有一種對于關外領土“求而不得，不如毀去”的悲憤意味。
而且這種敘述對于此時的大明來說也不完全適宜，如果說只有漢唐，故土才是大明的土地，那么大明哪還有對奴爾干都、司烏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土地的聲索和實控權力？
徐奮鵬越是極端，李如一越感覺他文字之中沒有底氣。
放下徐奮鵬的書，李如一又拿起《民族國家論》開始閱讀，只是稍稍看了幾句，他就覺得眼前一亮。
和徐奮鵬滿紙悲憤的文字比起來，王文龍的文字非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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