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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的主旨其實都是號召明人建立一種民族主義思想，不過相比之下徐奮鵬的民族主義非常狹隘，讓人一看就覺得難以推行，而王文龍的想法則是一步一個腳印，證明過程環環相扣。

    　　徐奮鵬直接把所有的少數民族政權斥為“胡腥”，認為少數民族都要被趕走，實行絕對漢人統治，而王文龍卻認為應該讓少數民族也可以建立中華認同。

    　　王文龍解釋此事直接用了北宋大將呼延贊的故事。

    　　描寫呼延贊一家故事的《呼家將》在此時和《楊家將》《薛家將》一起成為三大家將小說，流傳極廣，市井百姓不少都聽過大宋忠孝王呼延家滿門忠烈的話本。

    　　王文龍指出呼延姓出自匈奴，但是到宋朝呼延家族顯然對中華民族相當認同，呼延贊為宋太宗沖鋒陷陣，赤膽忠心，北宋末年呼延慶還出使金國，受盡苦楚，依舊完成任務。

    　　呼延氏顯然不會認為自己不是宋人。

    　　他又舉例出鮮卑氏、慕容氏這些姓氏，這些氏族當年也是帶著族人內附中原王朝，日久年深后這些姓氏也已經就成為了中華文明的一份子，和出自中原的其他姓氏后人有一樣的認同。

    

　　將兩人的書對照在一起閱讀，李如一覺得徐奮鵬的漢人王朝執念其實就是王文龍所分析的一種民族主義思想，只不過似乎是王文龍所說民族主義中偏于狹隘的那一種，有點類似于王文龍書中歐洲人的“純潔民族思想”。

    　　當李如一讀到《民族國家論》對于未來中華民族的展望，他忍不住擊節贊嘆。

    　　王文龍表示對于中原王朝來說，由于周邊的少數民族太多，不可能像分裂的歐洲國家一樣形成單一民族國家，中原王朝所要構建的民族主義，無論是用漢民族去壓制少數民族，還是用少數民族壓制漢民族，未來一定都會失敗，只能走民族團結同化的路子。

    　　而這樣的民族團結，很可能在被侵略或者是團結對外殖民的過程中實現。

    　　李如一已經被王文龍的理論所說服，他覺得如果大明能夠對外殖民擴張，說不定就能夠像王文龍預言的一樣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原王朝認同。

    　　他反復翻閱著《民族國家論》，終于忍不住提筆寫出文章：

    　　“王建陽有感于大員島閩人助倭之事，寫作《民族國家論》，其目的并非批判，而是倡導建立‘民族主義’。余觀如今談建陽所謂‘民族主義’之人，其實皆說華夷之辯，此辨究其根本乃是出自方希直《釋統》一文。”

    　　“方希直以為天下有‘正統’‘變統’二種，唐虞三代及漢唐宋、本朝，其主有愛民之心，為‘正統’，五胡十六國之君，因其主不可守正，故為‘變統’，然而蒙元是正統是變統？為此一討論，便是今日華夷之辯之濫觴。”

    　　“……如今王建陽《民族國家論》格局又超華夷之辯，一掃百多年間討論之窠臼，別開一篇章，日后當可稱為‘民族之辨’矣。”

    　　方希直就是方孝儒，這位在朱棣攻占京師后拒不投降、被凌遲處死、誅滅十族的大臣是明初絕對的文壇領袖，整個明代“華夷之辨”的討論起自方孝孺的老師宋濂，在方孝孺寫出文章之后日漸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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