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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具體到學術導師，一屆招生，最多也就是三四個人。

    像中文系王瑤先生一樣一年招收七個研究生的狀況，基本上沒有。

    不過這種情況雖然夸張，但這七個研究生肯定也不全是王瑤先生全部指導，還需要配上副導師。

    而且中文系哪些沒法招收研究生的老師，肯定都參與指導培養，畢竟這些都是寶貝。

    那么在學生剛入門的時候，導師應該怎么指導的啊？

    當然就是列書單了。

    先讓學生去讀書，然后寫讀書報告。

    考古專業的研究生應該讀書呢？

    考古報告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還要讀大量的文獻。

    尤其是佛教考古，各種中外佛教典籍都要熟讀。

    不過在研一階段，卻并沒有那么苛刻。

    尤其是典籍這部分，肯定是漢文典籍為主。

    這個階段要讀的書，自然自家導數列出來的書單，而且，大部分都是早些年導數翻閱過認為有啟迪意義的書籍。

    在這個方面，就是導師的作用。

    引領入門，然后指正錯誤，最后培養學生獨立科研學術之路。

    后世，有學者吐槽現在的學生過分聽話，導師讓干嘛就干嘛，沒有一點自主學習探索之精神。

    這種吐槽放到博士生或許合適，畢竟，如果博士生研究的方向跟導師偏離的話，或者說研究的方向更加細分不是導師關注的方向，那么反過來引領導師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碩士研究生，則沒有這個能力。

    除非花想多久的時間去專研自己的學術領域。

    比如馬世昌。

    他待在敦煌十多年，要論對敦煌的了解，他肯定比宿白先生清楚。

    所以在馬世昌再次回到北大讀研的時候，他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就圈定在敦煌石窟寺考古之上了。

    這種情況下，宿白先生最為放心的也就是馬世昌。

    所以他跟馬世昌開的書單跟別人的不一樣，更多是鼓勵他學習法文，研究一下，巴黎的漢學著作。

    比如之前蘇亦提過的伯希和，他雖然從中國西域獲取大量的佛教典籍以及壁畫運回巴黎，但他在東方學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被國際上譽為杰出的東方學者。

    這個時候，蘇亦才知道，宿白先生不僅懂日文，原來宿先生的法文也是相當不俗的。

    這一點，等他離開朗潤園，馬世昌才順勢跟他提及宿白先生早年的求學經歷。

    出了朗潤園，馬世昌安慰蘇亦，“宿先生，剛才的話，你不要介意，實際上，宿先生是擔心你分心太多，生怕你走彎路，才告誡你要收心，但實際上，宿先生并非反對學生涉及廣泛的。”

    蘇亦望向馬世昌，有所懷疑。

    馬世昌笑，“這是真話，宿先生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宿先生興趣廣泛，涉獵學科頗多，先后從諸多先生受教。”

    許婉韻嬌笑，“這點，你倒是跟宿先生挺像的，愛好繁雜，喜歡史學，文獻，考古，甚至還有美術。”

    姚華山也說，“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私底下討論的時候，覺得小師弟你最能繼承宿先生全部衣缽，因為，你跟宿先生太像了！”

    蘇亦聽到，怎么感覺這不是啥好話啊？

    他隨孫作云雨庵學習中國古代神話及民俗學和楚辭等，在孫雨庵先生影響下撰寫了若干相關文章；從容庚希白學習歷史、古文字、金石學、卜辭研究和書法篆刻等，對容希白先生所授諸課興趣頗濃；跟壽石工務熹學習篆刻，宿白印譜所收先生印作五百二十余方，大多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馮承鈞子衡學習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頗得馮子衡先生賞識。為了學習中外文化交流，先生曾在中法大學專門學習法文一年，后來撰寫文章所征引喜龍仁osvaldsiren著作基本上都用法文版。1947年，先生兼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從向達覺明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學。為此經太先生向覺明教授薦引，專門跟從董希文先生學習素描一年。1981年，宿先生應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講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學”，隨堂所畫示意圖，連當時聽講的敦煌畫家都說宿先生所畫既準又快。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棲霞山考察時，宿先生近八十高齡還與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畫蕭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聽，隨之對中國古代建筑產生了興趣。不過，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的中國古代建筑，是“專為學考古的同學開設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國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援庵和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斐云分別被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名譽教授和兼任講師，宿先生隨陳援庵先生學習史源學，尤其佛籍目錄，后來為我們開設漢文佛籍目錄時，明確提出：“要初步解決兩個實際問題，一、如何檢查漢文佛籍？二、漢文佛籍對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趙斐云先生當時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史料目錄學”和“版本學”等課，期間受聘北京大學圖書館指導近代藏書家李盛鐸舊藏的編目工作。1940年，李盛鐸號木斎氏木犀軒的藏書9087種售予北京大學，其中名貴的舊刊本和罕見本約占全書三分之一強，純版本性質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歷代流傳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時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來著名學者和藏書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寫本和朝鮮古刻本等。宿先生從趙斐云先生學習史料目錄學和版本學，因當時先生兼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目員，便“從趙斐云先生整理李氏書”。1946年，名望甚高的湯用彤錫予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文學院院長，在北大開設“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晉玄學”等課，宿先生從湯錫予學習佛教史、魏晉玄學等，與湯先生過從甚密。湯錫予先生自西南聯大起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宿先生兼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時，原想做十六國春秋輯校，但湯先生認為沒有太大意義，后來改撰麈尾考，不過此文謄抄后一直沒有發表。讀研究生期間，即1948年宿先生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為講師，湯錫予對宿先生說：你現在已經是講師了，就不要再做研究生了，故而宿先生的履歷表一直都填“研究生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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