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美利堅靠著西進運動，獲得了大量的耕地，而農業勞動力又嚴重缺乏，急需有實用工農業技術和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才來提高美利堅工農業的效益，但彼時美利堅的大學體系還是老歐洲那一套，大學與社會現實脫節，不能適應美利堅當時社會經濟形勢的需要。
為了扭轉此形勢，1862年，又是林肯，簽署了對美利堅影響深遠的《莫里爾贈地法案》。法案中規定，按照每個州的議員人數，以每人三萬英畝土地的數量進行土地劃撥，通過土地產生的收益來建設大學，這些教育機構專注于農業、科學、和工程學的教學，并“不排除其他科學和古典研究””，以此為美利堅培養人才。
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康奈爾大學”，都是以此為契機設立，這也是為什么美利堅有很多“XXX農機大學”的原因，這批學院被稱為“增地大學”，首批69所增地大學是美利堅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堅實基礎。
法案本身是為了提振高等教育，但是到了阿拉巴馬州，情況出現了億點點變化。
南北戰爭中，地處于蓄奴州的阿拉巴馬大學自然是南方聯盟的堅定支持者，學校諸多畢業生都加入了同盟軍，部分校園甚至作為前哨基地在戰爭被摧毀。
雖然戰爭失敗了，但阿拉巴馬大學得以保留，眼瞅著曾經的敵人要在家門口建立一所“阿拉巴馬農機大學”，豈會坐以待斃？
除了立場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這24萬英畝的贈地收益權。雙方開始將彼此視作掌中釘肉中刺。
學校發動了大量校友對州立法機構施加影響力，到1874年殘存的邦聯（南方）勢力在立法機構開始占據主動，多次試圖終止阿拉巴馬農機大學的建立。
同樣的，奧本大學也不甘示弱大幅削減學費和畢業標準，搶奪阿拉巴馬大學的生源。
1902年，國會兩院提出了一項法案，以資助在每所贈地學院建立“礦業和采礦工程學院”。阿拉巴馬大學秘密派出人員前往華盛頓進行游說，阻止該法案的通過。奧本大學則針鋒相對地派人游說贈地學院協會。最終阿拉巴馬大學達成了目標。
作為反擊，奧本大學則在州議會推動學校搬遷至伯明翰的計劃。
1940年，奧本大學的校長“鄧肯”長袖善舞，靠著與當時阿拉巴馬州長比布·格雷夫斯密切關系，背刺阿拉巴馬大學，拿到了與農業調整管理局、土壤保護局的多個合作項目。
阿拉巴馬大學反手在州議會中大肆抨擊奧本，并表示“阿拉巴馬大學對該州的高等教育負有既定而廣泛的責任”，這引得奧本大學校長鄧肯的強烈回應，他說自己從未見過“比這更大膽、更深思熟慮、更惡毒或更具欺騙性的文件”，并直言阿拉巴馬大學是“邪惡的怪物”。
1947年，新一任州長吉姆·福爾瑟姆（JimFolsom）親自下場，居中調停，表示“兩所大學都是阿拉巴馬州的重要教育機構，鑒于兩所學校之間的校際競爭將有助于兩所學校的學生之間更好地理解，應當進行必要的談判，推動兩所學校間的體育比賽。”
翻譯一下就是你們不要再打啦，現在最重要的是聯合起來發展體育事業。
隨后，州議會火速通過一項草案，鼓勵兩所大學之間進行完成的體育項目。
而阿拉巴馬大學和奧本大學的回應出奇一致：沒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