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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來到這個世界時，除了惶恐，還有失望。在他的印象中宋代是中國科技文化的巔峰時期，而以他所見到的幾座大城，無論是初時的廣州、泉州，還是收復江南之后的臨安城，遍布破敗不堪的老房子和廢墟，其中自然有剛剛經歷兵火之故，可給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沒落。

    以趙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筑雖然不失高大、雄偉，甚至依舊富麗堂皇，可是在他這個缺乏審美的理科生眼里都沒有藝術概念，沒有藝術品位和美感。這折射出大宋無論是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滯不前，對藝術的追求已然喪失，也變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價格高低和加工難易程度才是決定工藝品價值的要素。

    從這些情形中，也可從側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質，趙昺想想也就釋然，那些沒讀什么書的工匠，從事如此“賤業”，只可能因循守舊，按照祖師爺傳下來的樣子依葫蘆畫瓢，不但工藝技術上難以有進步，審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復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賣個好價錢。

    所以在趙昺眼里這幅人人稱贊的畫作，雖然技法嫻熟，色調鮮明，可仍然帶著衰敗之氣。作者依然沉浸在對過去輝煌的懷念，卻沒有能夠沖破固有的執念，沒有反思和創新。在加上一幫附和者的稱贊，他更覺陳腐之氣盈院，處處彌漫著腐朽的味道。

    俗話說世事難料，但趙昺覺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記的有位叫‘滅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著中‘資源有限，無法支持人口擴張’的觀念不斷挑起戰爭。他覺得這種觀點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驗證，人口不斷突破歷史紀錄，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和發展水平反而不斷降低，技術發展陷入停滯，工藝難以得到創新。

    現代學者在社會文明的發展上有個基本的共識，就是一個社會分工是否精細、文化藝術是否發達、工藝品是否精良，這些指標其實都直接取決于一個基礎性指標：一個社會有多大比例的成員能脫離生存必須品的生產，專注于其他技藝的發展，簡言之，一個社會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榮。

    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越高，全社會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勞動生產率來自技術進步，自然，技術進步就會帶來全社會剩余率的提高。這個觀點會有什么問題嗎？

    有人給出了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技術進步確實可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但人口增長很快又會將勞動生產率拉下來，結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須幾代或十幾代人就回到起點。結論就是在傳統社會，除非技術進步連續涌現，或永遠存在可供拓墾的新土地，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并不會持續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會一直朝著繁榮的方向發展。

    趙昺覺得兩種觀點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現和發展是評價一個時期社會繁榮的標準之一，脫離食物生產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個直觀反映文明繁榮程度的指標。我們皆知進入現代化之前，多數傳統農業社會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為這個比例是常態。

    而人口的增長同樣被視為社會繁榮的指標。有學者認為除非有災難性事件發生，文明總是趨向于進步，而大規模消滅人口的戰亂、瘟疫和饑荒總是降低文明水平。

    趙昺以為在宋朝卻并不適用，在中國歷史中不難發現一個現象，無論是文化上的藝術和思想觀念、器物層面的工藝和技術，還是組織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頭，大都出現在兩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這幾個歷史時段對應的都是人口壓力相對較松弛的階段。

    宋代的產業生態很像工業革命前夕的英格蘭，其核心特征是廣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勞動節省型機械，水力作坊遍地開花，包括大型水力紡車。但是而宋朝在經歷了靖康之亂后，朝廷南渡江南，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戰亂的影響，人口大量南遷，江南的人口暴增，社會繁榮卻沒有得到持續的發展和繁榮。

    其中原因，趙昺以為從現實考慮，江南在宋朝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開發，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土地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開發，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飽和，軍事上的失利又使他們無法通過戰爭獲得新的土地。從政治上考慮，當傳統社會人口增長到逼近極限時，必引發大規模戰亂，但統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壓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這種周期性的人口增長和消滅。

    不過巨大的人口壓力下，統制階級會自然演進出一套這樣的制度，使得中國的生產技術和組織方式，不再朝著節省人力的方向發展，而是向可以讓更多人‘糊口’的方向發展，畢竟勞動力比高效率的機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鐵鎝鋤頭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換成了人力，紡織業變成家庭副業式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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