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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長達兩千年，工與商是被統治者歧視的，帝國各種制度的設計是對其進行打壓和防范的。這兩種職業之所以還存在，那是社會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貨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許這類人的存在。可以說，中國的工匠和商人，在兩千余年的帝制時代是在夾縫中生存。

    科舉制打破了門閥制度，使得普通人也可以進入統治階層，促進了社會平等，階層流動。但是也產生了消極的一面。趙昺以為科舉制的興起，使工匠群體被日趨邊緣化，士與工匠的社會地位差距越來越大。更為嚴重的是改變了人的思想。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許多貧寒家庭子弟的人生夢想，“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成為了社會的價值評判的標準。可在另一方面卻使中國付出了代價，其中包括制造業技術進展緩慢，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顯而易見社會上的聰明人都想著去讀書，應考，當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貧寒子弟——如果家有幾畝薄地，能夠好好當農民，便很少去當學徒，去忍受幾乎是當師父奴仆的虐待。而一個能工巧匠如果憑手藝過上了不錯的生活，手頭寬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讓兒子去讀圣賢書，參加科考，脫離工匠階層而做官。

    于是后果就是，整個工匠階層都是沒受過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識幾個的體力勞動者，工藝的好壞完全靠工匠的經驗和敬業的態度。偶然出現的大工匠只是鳳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種教育培訓體系來批量地養成。不可否認中國古代在工程技術領域確實相對同時期的其它國家水平較高，但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經驗之上的，沒有從科學層面進行總結、歸納。

    趙昺來到這個世界上也很快發現，發達的造船業是工匠代代相傳的手藝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學也同樣如此，工匠不懂得結構力學、材料力學。而這種純靠經驗的‘創新’不僅乏力，且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所以一群沒受過良好教育的工匠，他們中間即便有特別聰明的人，也只是學習師父的手藝更快而已，怎么可能系統地總結出現代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的知識，進而有各門類的現代工程學？如此就能夠解釋中國古代為何沒有從工藝邁進工程技術科學的門檻，你總不能指望那些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工匠將工藝理論化吧！

    這個社會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他們在讀“四書五經”，學習儒家經典，幸運者通過一次次考試做了官，又是靠儒家倫理治理國家，一些財務、法律等專業性工作委托給師爺。有幾個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鍛造工藝的改進——那是他們瞧不起的“賤業”。

    趙昺知道在中學歷史課本對黃道婆大書特書，稱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紡織家、技術改革家。由于傳授先進的紡織技術以及推廣先進的紡織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黃道婆少年時流落崖州，師從黎族人學會運用制棉工具和織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后教人制棉，傳授和推廣捍、彈、紡、織之具和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織造技術，使松江棉布暢銷天下。

    在瓊州時，趙昺也曾想到過這么個歷史人物，但是他卻沒有刻意尋訪，因為他在瓊州時已經完成這樣一項重大的技術改革與推廣，以增加外貿收入，現在隨著收復江南，匠作監的北遷，這項技藝已經完整的帶到了江南地區。但想想若是非自己的到來，這項織布工藝就竟然要靠一位身世坎坷的婦女完成了，為何？原因很簡單，讀書的士人誰會去做這個呢？

    可能有人覺得如此說法太過偏激，宋朝也曾經出現過《營造法式》和《夢溪筆談》這些記載了古代科技和總結了工藝技術的理論文獻。但是趙昺會告訴你，那只是滄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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