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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來的目的是考察當下士人的狀態和思想，本來看到的已經頗讓他失望，可旁聽了陳普等人的話才明白，其不肯就任‘科學院’院長一職，非是因為‘才疏學淺’，而是根本從心底就瞧不起這個培養科技工程人才的工作，更是視工匠為賤役。

    前世的趙昺便是學工的，對于這個職業可以說十分熱愛，且引以為豪。而來到這個世界后，他也利用自己曾經的所需在改變者世界，依靠造出的堅船利炮挽救了亡國邊緣的大宋朝，借著科技的力量創造了驚人的財富，并逐步滲透到社會的點點滴滴，改變著固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即便如此，趙昺的行為仍然會遭到極大的阻力，臣僚們覺得他的是‘不務正業’，喜好技巧之物乃是玩物喪志，行的是賤役之事。不過隨著他的堅持和效果的顯現，還是贏得了部分臣僚的理解和認同，而今天在聽了這些人的議論后，本來打算只聽不說的趙昺還是沒有沉住氣，出言反擊。可也知道，他的反擊在諸多保守的士人面前是多么的蒼白和無力，要想改變他們根深蒂固的思想絕不是自己怒火就能輕易改變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或曰制造業橫向比，在唐以前領先于世界，縱向比到了宋代已是高峰，從此之后，幾乎沒有太大進步，不但被西方各國趕超，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就以建筑和冶金兩大能代表傳統制造業水準的行業為例，直到唐代時，中國至少在亞洲可傲視諸邦，以令人信服的高超技藝證實了古代“中國制造”之燦爛輝煌。

    為什么到了宋代就開始落后呢？趙昺以為這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必須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變遷中去找答案，制度的變革而造成利益分配的變化和階層的分化，因此會引起一些行業的興旺和一些行業的衰敗。或者可以簡單地說，科舉制是中國人重文輕工的一個重要的“指揮棒”。

    古中國的春秋和后來的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儒學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輕視各類憑手藝吃飯的人，他也曾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會地位并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國建筑業以及木匠的鼻祖魯班，即魯國的公輸盤，憑自己的技藝做到了楚國的大夫。《墨子》載：公輸盤為楚造云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于齊，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公輸盤。

    彼時的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業領袖，他少年時代做過牧童，學過木工，大批的手工業者和下層士人追隨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學派，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他見到公輸盤之后，兩人進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輸盤認輸了，于是放棄了為楚國造云梯的計劃。

    同時期的齊國相國管仲則提出著名的“四民分業論”，即“士農工商”四種身份的人分開居住，分別培養，使各自的技藝能臻于完美。對于工匠，他的建議是：讓手工業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觀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別器用質量的精粗美丑，估量它們的用途，選用材料時要比較其中的好壞并使它恰到好處。

    意思是“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年少時就學習技術，他們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見異思遷。所以父兄對子弟的教誨不必經過嚴肅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學習不費力氣就能學好。這樣一來，手工業者的弟子就總還是保持手工業者的身份。

    如此士農工商的職業世代相傳，當然會導致社會僵化，不利于階層流動。但從職業培訓的角度而言，在交通與教育不發達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藝養成與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然而，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作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隨著工匠社會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時代是以農立國，以士治國。士和農是統治者的基本盤。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處”，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鎮里，而商人則是四處流動，不利于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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