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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不要以為有法就萬事大吉了，實際執行的情況因人、因時、因地而相差甚遠。因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給人看的，辦事自有潛規則。而單靠制度治人有它的局限性，最根本要管好官員，要擺正社會風氣，在觀念上要正能壓邪。

    趙昺通過與應節嚴兩人一番長嘆，一番梳理后感觸頗深，但也有了另外的認識。他深知一個國家制度的建立，與這個時代的文化和統治思想及社會變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唐宋轉型后，經科舉制的有力推動，一個士大夫官僚階層迅速崛起。他們中的精英分子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請，展現出迥異于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即以理學強調“內圣外王之道”而論，就是旨在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內圣”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所以宋代的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強調經世，從根本上關注百姓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寧強盛，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號召，都是這種理念情懷的經典表述。

    晚唐五代以降，忠義廉恥掃地以盡。新儒學重建過程中，表彰名節操守尤其不遺余力，至北宋中葉已“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名節操守敦促優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進”，自覺信奉“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將當世與后代對自己的評價視為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恒價值。

    宋朝士大夫獨立人格之養成，當然有社會變動的深層原因，但最高統治者的政策保護與思想導向，其作用也不可忽視。尤其對于承擔權力監察功能的臺諫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獎臺諫”“不罪言者”相標榜，“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正是最高統治者能夠“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們才得以相對充分地議政論政，實現其政治抱負。

    再縱觀宋朝制度，其頂層設計之完善與統治思想之進步亦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同步展開的。統治者的思想已達到了“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的共識。在確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將基本國策的同時，開國者特立不殺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為后世君主必須恪守的制度保障。

    這種政治寬容度，在中國帝制時代堪稱空前絕后，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稱得上是最開明與寬容的。作為影響深遠的政治遺產，為后代所繼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時代，除卻王朝鼎革之際，從未再上演過皇權傾覆與地方割據的大亂局面，說其澤被后世，也是絕不夸張的。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同樣不會有完美的制度，自然大宋留下的遺產也有消極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纏葛繞共生在一起。但以趙昺的體會，大宋非是后世人眼中那么美妙的黃金時代，亦非那么不堪的‘弱宋’，更多的是時代的選擇。

    不可否認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確實出現了新氣象，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畢竟未脫君主專制與地主經濟的大框架。誤讀者往往抽離大前提，不分時段區域，觀過度美化宋朝者，以偏概全的認知性誤讀，但也有極度美化者將宋朝政治等同于當下的中國模式。將若干新元素絕對化、普遍化與一貫化，進而作為過度夸飾的支撐性依據，其結果必然有違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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