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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陛下所言不錯，刺史之名正是由此而來。”劉黻點點頭道。心中更覺小皇帝不讀書之名的帽子可以摘了，只此一番話便能表明陛下還是用心讀書的，否則對歷史上的典故豈能不假思索，張嘴就來。

    而這十三州正如其所言，漢時至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正是十三部，區劃與中國古代九州的區劃相近，這樣便由十三州刺史分區監察全國一百零三個郡國。

    “刺史問事有六，非條不問。”趙昺接著說道，“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也。”

    “陛下可知這六條之意指？”應節嚴對小皇帝的回答也十分滿意，但為師者的毛病又犯了，端起茶水喝了口問道。

    “刺史所遵條例的中心是治官，而非治民。但這六條來看，比文帝之時又有擴大，而也正是由于其肆意增加刺史之權，以致后期刺史開始參與行政，為漢末的動亂埋下隱患！”趙昺言道。

    隨著年齡‘增加’和執政的經歷，趙昺意識到前世的那些經驗和知識已不夠用了，他不得不潛下心來研究那些自己從前最厭惡的經史。這兩年他床頭的游記和地志已經換成了歷代史書，以從中吸取經驗，而他有了這么多年名師教導的底子，加上超乎常人的領悟能力，潛下心來還是有所得的。

    如此應節嚴的問題是難不住他的，這六條中，除第一條是針對地方豪強并限制貧富兩極分化的，其余五條都是針對郡守二千石，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允許地方官員行政過程中背公營私，不允許對民眾濫用刑罰，制造冤案，不允許買賣官職，貪污納賄，其中有一條還包括郡守二千石的子弟，換一句話說干部子弟如借父母之勢為非作歹，也在監察范圍之內，比之文帝時權力已經有所擴大了。

    “陛下對漢設刺史一職監察地方官員似另有所想，且以為無益于國家治理。”應節嚴話似平淡，可誰都聽得出來，他又提出了新的問題。

    “不錯！”趙昺回答的很干脆，并不否認自己的看法道，“文帝與武帝設刺史一職監察地方本是臨時之策，當時國家內部社會動蕩不定，地方豪強欺壓百姓，郡守暴虐，權貴們更是橫行不法；外有匈奴壓境，加上自然災害頻發，社會上群體事件連續不斷，面對這樣的情況，那就不得不派遣刺史來巡行下屬的郡縣。”

    “初時刺史并無固定的治所，也無自己的屬官。但隨著發展，刺史不僅有了固定的治所，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屬官，且也干涉起郡守在地方上的行政事務。成帝時任御史中丞薛宣在奏疏中講到當時社會不穩定的原因時言：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可見其害。”

    “而刺史直接插手干預郡守的事務，直接干預所屬諸郡的行政事務，那么它的行為方式已遠遠超出監察官的范圍了，它自然而然地成為郡縣一級以上的一級行政機構。一旦局面形成，刺史作為監察機構的功能便逐漸消失了，業已成為郡縣以上的行政管理機構，刺史與郡守之間就成為利益共同體了，且州部刺史控制的區域比郡縣大得多，一旦朝廷由于內部的分裂和矛盾的出現，對地方控制力下降時，州部與朝廷勢必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朕以為此乃亡國之道也！”

    “陛下所言正是。東漢后期，漢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為州牧，劉焉等以朝廷重臣出任州牧，當時劉焉是太常卿，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仆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董卓之亂以后，朝廷分裂，各地的州牧便成為各地的諸侯王了，州牧的官職亦可父子世襲。正如劉昭注《后漢書》中所言：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于燕、朔；劉表荊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兗，遂構皇業。漢之殄滅，禍源乎此。”劉黻點頭稱是，引經據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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