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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觀點是君王的職責在于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而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兒出了亂子，責任在官吏，官吏有貪瀆腐敗的行為，亦不能去責怪百姓。故明主的職責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會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順了。

    “商鞅的《商君書·禁使》云：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若使馬，馬能焉，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所以為端也……”劉黻見皇帝點頭，又接著講道，同時抬頭看向其。

    “今恃多官眾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趙昺知道其意在相詢自己是否能聽得懂，點點頭道，又示意其可以繼續。

    他知道這一段話講的道理，一是講在國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誰也離不開誰，這是指“事合”，然而從利益關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謀私利，勢必侵害國家公共利益。騶與虞是養馬與趕馬的馬夫，如果馬也能視、能言，那么騶虞的一切劣行惡跡便不能有任何隱瞞，故兩者之間的利害關系有相反的一面，這就是所謂“合而利異者”。

    商鞅，他是以這個來比喻官民的關系。官員是統治和管理民眾的，官民這二者是國家行政機構必備的要素，這是講合。然而在利益關系上，如果官員謀取個人的私利，那必然與民眾的利益相對立，如果民眾能視能言那么官員的任何私惡皆會被揭發出來，官員便無所逃其惡。

    馬是看得見，不會說話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當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惡事說清楚，如果放開百姓的言論，那么官吏便無所逃其惡了。那為官的怎么辦呢？就只能利用在官的職能以治民，從而保全自己。

    反之，如果雙方的關系是“利合而惡同”，如果事情的雙方利害關系完全一致的話，即使是父親問兒子，君主問臣下，也不會道明利害關系的真相。在一個地區或者單位，官吏與官吏之間，利益關系是相通的，好惡也是相同的，故要出問題時，往往是串案、窩案。

    諸如現代在一個單位內，搞的一點小金庫，如果單位內的一把手在單位成員之間的分配是均衡的，大家都受益，即使那小金庫的收入是非法的，在小金庫內部相關人員之間，由于有共同的利益，誰也不會出頭告發這件事。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權力的一些部門事業單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帶出來班子內一批人都參與其事并利益共享，這就是串案窩案連綿不絕的原因。

    商鞅的意思就是要在官僚機構系統內，要建立監察機構，必須使兩者之間的利益和管轄上的隸屬關系相異而不是相合，這是我們建立監察制度，組織監察機構在思想認識上最基本的前提。當然也是宋朝政治制度相互制衡的理論基礎。而趙昺的回答也是出自商鞅之言，其所說的丞與監是地方行政機構的兩個系統，丞是行政系統，監是監察系統。

    丞相的行政系統，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是協助皇帝處理日常事務的百官之長，也就是朝廷負責日常政務的長官，郡縣的地方行政長官在隸屬關系上是屬于丞相管轄的，而丞相任免的權力則在皇帝。另一個則是與丞相這個行政系統并立的監察系統，在地位上貳于丞相。

    御史本來是皇帝左右記言記事的官員，通常是作為皇帝左右親信發展起來的，是皇帝身旁的耳目，辦理秘書事務的成員，原始的地位不高，但是與皇帝的關系比以丞相為代表的外朝更親密一些。而丞相位高權重，不便差遣時，便讓身邊的御史去辦一些事務，皇帝要查辦的一些案子往往讓御史去辦，御史臺的長官便是御史大夫，副職是御史中丞。

    在地方上的監屬于御史臺管轄，故“置丞立監”是地方上兩個平行的機構，丞是行政機構，監是監察機構。秦代地方行政系統是郡縣二級制，郡的行政長官有守、監、尉，守是郡的行政長官，他的佐貳便是丞。監，負責地方的監察，尉是負責軍兵和地方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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