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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眾臣也考慮到時間有些緊迫，行程安排起來有些局促，再一個皇帝儀仗出出進進太過擾民，且年終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癱瘓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眾多，每日車馬勞頓不說，便是陪祭身體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驢，開了個會商議一番，以為如此也合禮法，太后也就準了皇帝所請，將年終大祭和告廟之事一并辦理。

    當然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們知道陪祭是個辛苦活兒，不僅早出晚歸，且儀式冗長，只是起來跪下就能累個半死，能偷懶為何不偷懶；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他們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錢，二者其也是不耐煩這些儀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尋煩惱呢！

    意思是這個意思，不過這個理由是說不出口的，自然要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經過慎重考慮，中書省和尚書省及臨安府聯合發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國事繁重，為節約國孥，不擾百姓，陛下決定年終大祭一切從簡，儀仗削減三成，與告廟一并舉行。經查閱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與禮相合，太后諭準！

    “讀書少挨欺負啊！”趙昺卻恨不得扇自己倆嘴巴，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被那幫老油條給耍了。

    確切的說是自己被利用了，原來依照慣例太后頒下諭旨，則由太常寺選擇吉日吉時，大學士撰寫祭文，并有禮部官員給趙昺講說禮儀和規矩，而他就是從禮部官員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讓他剛剛還為自己得計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頃刻一掃而光，不禁暗恨自己為何小時候沒有多讀些書，以致屢屢掉進坑里。

    說起來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國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國家盛典，但是，由于歷史的演進，郊祀制度本身，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就隨之不斷地產生變化。先秦時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時期。而秦漢時期，則是其政治成熟時期。魏晉南北朝，由于中國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數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為具文。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時期。隋唐時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復講求、重新立制的時期。而五代和兩宋，則是郊祀制度的政治變異時期。

    從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漢以來，每歲親祀天地，或合或別已不可常矣。至唐代開元以前，郊祀的舉行亦無定制，也是參錯無定期。到唐開元中，始定每歲常祀皆有司攝事，一如三代舊典。郊天之禮，唐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設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并不是一承不變地因襲著唐制，特別是在親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時間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時間并無定制，直到真宗年才改為三年一祀，成為定制。而傳到趙昺這，其還是繼位八年來第一次舉行郊祭，不過他也不是開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歷代皇帝早就壞過規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變應該是源于明堂制度的產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應當進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應當宜有所避的緣故，宰相宋庠便請季秋大饗于明堂。趙昺覺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見有空子可鉆，便偷懶了，詔罷當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漸成制度，使宋代的親郊從室外走進了室內，明堂逐漸成為親郊的重要禮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體化的禮儀，郊祀是中國歷代都要講行的國家重大典禮，而遵禮又是儒家治國的重要依據。對于禮制的變化，宋人自然也能強烈地感受到。哲宗時任禮部尚書的蘇軾就提出了宋禮“皆非周禮”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祀。此周禮也”。而宋代，天子親祀卻“三歲一郊”。“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古者以親祀為常禮”，而“今世以親祀為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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