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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薦饗太廟、祭祀祖宗，是僅次于祭祀天地的東西。連宋人自己也說：“謹按百王之禮，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廟，此三者萬世不易之禮”。據周禮規定，宗廟之祭有二：一為正祭，即時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國有大事，告于宗廟；皆由人主親行其禮。

    然而，自漢以來，禮制墮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后始定制：于三歲一郊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于郊壇或明堂行禮。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為常祀，雖祫禘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禘禮一次而已。宋人對此是有些不滿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親行祫禘大禮》中說：國朝崇奉祭祀，嚴而不瀆。每三歲天子必親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謂得禮。獨于宗廟，只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缺典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評仁宗：“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寧臨幸寺觀而不薦獻宗廟，這確實違背了傳統的宗法精神。

    趙昺覺得既然儒者們感受到了禮制的變化，卻又為何沒有堅決反對，而是采取了妥協的態度呢？他當然不會相信祭祀制度的變化只是表面上的變化，其中定然有深層次的東西在其中。現代人只要學過幾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覺得‘禮’，既然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便是與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和變化有著密切聯系的。

    果然在趙昺的百般詢問下，禮官給出了個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釋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復蔡襄的批評時的一句話，其言：“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嘗敢怠也”。這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親自主持正祭。因為親祀所需的高額花費迫使其不敢去！總而言之就一句話——都是缺錢鬧得。

    對于皇帝親祀其實不止是弄點貢品，御駕親往拜祭，花點小錢那么簡單，其實還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蔭子；三者親祀賞賚。

    趙昺對于‘四赦’還是知道的，一為常赦，其赦免范圍為除十惡、斗殺、劫殺、謀殺并為己殺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贓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四為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釋之，間亦釋流罪。

    在這個問題上，趙昺以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還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其實換個角度看，大面積的實施赦免也反映出階級矛盾的空前激化。因為宋朝一直實施重稅，進而造成為數眾多的、已喪失償還能力的農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們因此成為罪犯。

    而如此不僅使得階級矛盾激化，且喪失了民心，失去統治基礎。而為了緩和這種日益尖銳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別無它法的，進而也給喪失生產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機會。且把這置于親祀的場合，無疑又直接表現著天子的慈悲，還能為皇帝涂脂抹粉。

    蔭子則實際上就是一種變態的世襲制，這是在中國歷史上處處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為親祀制度的政治附加，親祀蔭子在宋代已有一個本質的變化。這是優待以士大夫為主的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在親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權思想在親祀制度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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