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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木在楚國推行集約化的精打細算的管理政策，也是著眼于整體國力的有效集中，這一改革，無疑是看準了先前楚國政治的要害，其實際意義是絕對不可低估的——連《左傳》的作者也對此加了個兩字評語：禮也。

    子木做了這些還覺得不夠，他更深層次的開始思索晉楚兩國的文明差距：這時的楚人，并不知道趙武也開始在晉國制定各項成文法，但幾乎與趙武做了同樣的事情，他們開始細致的分配官員的權限與職責，對國家進行量化管理。

    這個時代可謂是春秋時最輝煌的時代，各個國家的政壇上，活躍的全是名傳千古的風流人物，他們的思想最終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本內核，而之后的華夏文明，只是比較他們的政治成就，一步步的倒退而已——因為他們開始進入“愚民時代”。

    在這些燦若星河的名臣當中，楚國的子木，鄭國的子產，宋國的向戎、子罕，魯國的叔孫豹等三桓，齊國的晏嬰……這些人一一都在春秋時代留下了濃墨重彩……但唯獨趙武，無論在真實的歷史中還是現在趙武所在的時空，他都是一個刻意被隱藏起來的人，他帶領晉國所進行的一切變革，都被人用重重迷霧遮擋起來，同時期所有記述歷史的人，只簡略的稱贊他“仁”、“文”，但對他具體做了什么事，則個個做出一副神秘姿態，打死也不說。

    楚國的令尹子木思考的時候，當時的史學家用濃墨重彩記述下他的思考——他詢問來訪問的蔡國大臣、賢人聲子：“咱們楚國不缺乏國土，更是向來不缺乏才俊。但為什么我現在想變革，手頭總感覺到缺乏人才使用？”

    聲子回答：“我聽說種什么樹結什么果，如果你看到了一棵樹上結的果子不合你心意，或者出乎你的意料，你不應該問它為什么結這個果，而應該問：你當初栽下的是什么樹？”

    子木想了想，悠然神往的問：“我當初栽下的是什么樹？……我想問的是：晉國的卿比楚國的卿好在哪里？為什么我總覺得手頭缺少合適的人才，而晉國無論怎了一抓，人才都一大把一大把？”

    子木是令尹，所以他必須繼承前任給他留下的攤子。按封建時代一貫的負責任看法：楚國前任令尹留下的錯誤也是楚國的錯誤，而楚國的錯誤必須由他這位現任令尹擔當，所以他才問：“我當初種下的是什么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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