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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試，也稱為春試，即解試通過的考生稱為“舉子”或“貢生”，于當年冬季集中到京師，于次年春初參加“省試”，一般安排在二三月進行，故又稱“春試”。所謂“省試”是因就試尚書省而得名，實為禮部所主持。

    “貢生”到京后，要向禮部報到，寫明家狀、年令、籍貫及參加科舉次數，取得省試考試資格。試前禮部先發一“都榜”，亦稱“混榜”，也就是座次表。省試考試之日，考生到達貢院后依次就座，鎖院，考生不得離開，食宿其間。知舉官將試題寫出后，考生對題目有疑問，可以向出題人提出，出題人則須詳細解答。考試完畢后，開門放考生出院，試卷入柜。另外還規定“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廚、蠟燭等帶入，除官員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

    省試考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第二場試兼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時務策三道，連考三天，中途不能離場。試卷要糊名、謄錄，并且由多人閱卷。評卷分初閱、復閱兩次。成績合格者，由尚書省張榜公布，第一名稱“省元”。落第者可以訴請復試一次。

    殿試，實際上是省試的一種復試形式。本朝殿試，始于太祖開寶六年。從此，省試與殿試的名次，才有了區別，同時也出現了“省元”和“狀元”的名稱。取士大權進一步為朝廷掌握。

    本朝中期之后，參加殿試者一般都賜及第，不再黜落，只是根據殿試成績重新排列名次而已。本朝殿試，一般分為五甲。第一、二甲賜進士及第，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成績出來后張掛黃榜公布，俗稱為“金榜題名”。

    殿試的內容，太祖時僅考詩賦，太宗時加試論一道。神宗熙寧三年，殿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后又加試律義、斷案。哲宗元祐時，恢復詩、賦、論三題。紹圣以后，又遵熙寧試策之制。

    紹圣二年后，朝廷貢舉考試的內容分為經義、策論兩大部分，不考詩賦，以經義策論取士。

    經義是從《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等經書中斷章取義來考，試經義就是出題者從儒家經書中截取一句話，請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

    試論，則類似于命題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評論經史記載的某個典故或某一位歷史人物。如嘉祐二年進士科省試的論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典出《尚書》孔安國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換成現在的說法，這題目就是“論疑罪從輕”。當年，蘇軾的應試作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深獲主考官歐陽修的贊賞。

    試策相當于問答，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時務提出具體問題，讓考生發表見解，所以又稱“策問”，考生的回答則稱“對策”。對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灑灑寫了上萬言的對策。

    紹圣元年剛開科取士，離下次大考還有一兩年的時間，憑著他兩世為人的知識和閱歷，憑著他重生前靠刷題考上大學的恐怖經歷，武植再準備個一兩年，進士及第應該沒有問題。

    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管是蚍蜉撼樹也好，還是螳臂當車也罷，他無論如何都要去博一把，搏殺出一個朗朗乾坤來。

    下定決心后，武植的心反而平靜了下來，不再有了先前的惶恐不安，隨手拿起一本《禮記》閱讀起來。

    晚上在一起吃飯時，武植鄭重的提出，準備明年就去參加大考。武修、鳳娘聽罷，都為他感到高興，畢竟振興武家家業的重擔就壓在他身上，看到他這么有勇氣和信心，自然是喜上眉梢了。

    第二天，武植起了個早，刷牙洗臉吃早餐，然后他帶上小娥，架上牛車就趕往清河縣縣城。

    為什么要去縣城？因為經過詢問得知，清河縣縣城才有蹴鞠（足球）賣！他要買一個蹴鞠來強化練習。他現在懷里就兜著跟鳳娘要來的一百文錢用作買資。

    清河縣縣城離武家那村不過十幾里路，架著牛車不到一個時辰就到了城門口。城門聳立，城頭上“清河”兩個大字映入眼前，只見城門口人來人往，進進出出，城門口有兩個皂吏正無精打采的看著人們進出，時而象征性的盤查一下，武植和小娥看起來還像小孩，城門皂吏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就給他們放行。

    進入門洞，街市中，一片熱鬧喧囂的繁華景象就鋪展在他們的眼前，憑著記憶，而且小娥顯然也來過縣城，兩人輕車熟路的來到了售賣蹴鞠的攤位，一排排各式蹴鞠就收入了武植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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