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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多久后，內閣就因為知道圣意，而奏請將關于廷推內閣學士與討論可列閣中的名輔名單之廷議事，設在文淵閣舉行。

    朱翊鈞自然予以了批準。

    內閣配合，他的確輕松了許多，也就不必太桉牘勞形，事事親為。

    而他要做的就只給張居正榮譽、給高拱榮譽這些事。

    這些事看上去不是什么實政事務，但的確是皇帝最需要做的，是屬于定調子的事。

    而在廷推廷議這一天。

    朝中大員們皆到了文淵閣，也都看見了掛在了孔子像兩側的高拱和張居正的像。

    尤屬王錫爵和沉鯉駐足觀覽最久。

    而戶部尚書張學顏也很眼熱。

    因為按照萬歷即位以后的新制，不再是非才望出眾的尚書、都御史，無資格推補入閣，而是必須有一名尚書、都御史入閣，以免清流脫離地方而不熟悉庶務。

    所以，張學顏知道自己雖不是翰林清流出身，但現在也是有希望入閣的，也就決定在接下來廷議歷代名輔時，得推一推非翰林出身、而起于州部入閣的閣臣。

    隨著內閣擴充職員，張居正、高拱、趙貞吉也列畫像于皇家文淵閣，受國家累世尊崇，而標志著大明在中央層面，在繼續朝改革的這條路上走時，而在地方上則依舊還在企圖往回走因循守舊的路線。

    薊州一書院內。

    流放在此的吳中行此時正在這里講學。

    因張居正去世，許多保守的地方官僚主動將監管放寬，再加上吳中行昔日寧忤逆自己恩師張居正也要反對奪情早已名滿天下，頗得天下恪守禮制之士大夫推崇。

    所以，慕名來拜訪吳中行的士子也越來越多。

    吳中行也借此宣講自己的學問，以達到立言的目的。

    而吳中行所推崇的則是綱常倫理等禮制當嚴守，重視禮治大于法治，與余有丁不同。

    余有丁是覺得現有禮治不適合國家，而欲建新禮，即新的國家價值觀，而為大明對外擴張如據倭國土地和駐軍朝鮮、乃至派駐官員等找到理論上的合理解釋。

    吳中行則純粹是倡導守舊禮，并借此反對改革，抨擊新政。

    畢竟改革是革了他這些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當然，吳中行倒是沒覺得自己做錯什么。

    他就覺得當下百官乃至士林互相攻訐，乃至人人敗壞綱常，就是因為輕禮重利，連他的恩師張居正也為權力不惜廢禮改制，使滿朝皆不談義禮之事，盡談利弊，以致于國策皆是為奪利而設。

    “當下苛政泛濫，禮廢綱亂，所行之急務，就在于盡廢苛政，而重建倫理綱常，國不可不崇禮，民不可不守綱常。”

    “首先當廢者就是考成，非禮待國士而養才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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