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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從小喜歡“花書”，于有圖的《山海經》《爾雅》之外，還買些《古今名人畫譜》之類的石印本，很羨慕《茜窗小品》，可是終于未能買到。這與在東京買“北齋”是連貫的，也可以說他后來愛木刻畫的一個原因。民國以后他搞石刻，連帶的收集一點金石小品，如古錢，土偶，墓磚，石刻小佛像等，只是看了喜歡；尤其是價值不貴，這才買來，說不到收藏，有如人家買一個花瓶來放在桌上看看罷了。說到花瓶，他曾在北京地攤上買過一個，是膽瓶式的，白地藍花，草草的幾筆，說不出是什么花，那時在看講朝鮮陶器的書，覺得這很有相像的地方，便買了來，卻也未能斷定究竟是否。還有一個景泰藍的，日本名為七寶燒，是在東京買的，這可以算是他那時代所有的唯一的文玩。這花瓶高三寸，口徑一寸，上下一般大，方形而略帶圓勢，里面黑色，外面淺紫，上現一枝牽牛花，下有木座，售價五角。一九〇六年東京開博覽會于上野，去溜達一趟之后，如入寶山卻不肯空手回，便買了這一件，放在伏見館的矮桌上，后來幾次搬家都帶著走，雖然不曾插過一次花，卻總在什么角落有它的一個位置。這件古董一直帶到紹興，北京，大概在十年前還曾經看到過，假如沒有失掉，那么現在一定還是存在的吧（這話說得有點可笑，卻是事實）。

    二八　咳嗽藥

    魯迅在中國時常有胃病，不知是飯前還是飯后，便要作痛，所以把桌子的抽屜拉出來，肚子靠在抽屜角上，一面在看書籍。可是在東京這病卻沒有了，別的毛病也沒有生過，大概感冒風寒總是有的，因為他所備的藥品有一瓶安知必林，那時愛司匹林錠還沒有出現，這是頭痛身熱最好的藥了。此外有一種叫作腦丸的丸藥，也常預備著，這名字似乎是治腦病的什么藥，其實乃是瀉藥的一種，意思是說瀉了便頭腦清爽，有如韋廉士的補丸，但是吃了不肚痛，這是它的好處。還有一樣似藥非藥的東西，有一個時候也是常備的，這是橙皮舍利別，本是咳嗽藥，但很香甜好吃，用水沖了可以當果子露用，一磅的玻璃瓶大概只賣五角錢，在果子露中也是便宜的。中國吃五加皮酒，略為有點相像，但五加皮究竟有點藥味，若是茵陳燒，這就差不多了。安知必林與腦丸因為用處不多，所以長久的留存著，橙皮舍利別容易喝完，大約喝過一兩瓶之后也就不再買了。在中國藥房里這應該也有，大概叫作陳皮糖漿吧。夏天小孩要吃果子露，買這個來應用，至少是真的橘子皮，總比化學制品要好吧。

    二九　維新號

    魯迅在東京這幾年，衣食住都很隨便，他不穿洋服，不用桌椅，有些留學生苦于無床，便將壁廚上層作臥榻，大為魯迅所非笑，他自己是席上坐臥都無不可，假如到了一處地方只在地上鋪稻草，他是也照樣會睡的。關于吃食，雖然在《朝華夕拾》的小引中曾這樣說：“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事實上卻并不如是，或者這有一時只是在南京的時候，看庚子辛丑的有些詩可以知道，至少在東京那時總沒有這種跡象，他并不怎么去搜求故鄉的東西來吃。神田的維新號樓下是雜貨鋪，羅列著種種中國好吃的物事，自火腿以至醬豆腐，可是他不曾買過什么，除了狼毫筆以外。一般留學生大抵不能那樣淡泊，對于火腿總是懷念著，有一個朋友才從南京出來，魯迅招待他住在伏見館，他拿了一小方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豈知她們把它切塊煮了一鍋湯，他大生其氣，見人便訴說他那火腿這一件事，魯迅因此送他諢名就叫作“火腿”。這位朋友是河南人，一個好好先生，與魯迅的關系一直很好，回國后在海軍部當軍法官，仍與魯迅往還，不久病故，我就不曾在北京見到他過。

    三〇　諢名

    魯迅不常給人起諢名，但有時也要起一兩個，這習慣大概可以說是從書房里來的，那里的綽號并沒有什么惡意，不久也公認了成了第二個名字。譬如說小麻子，尖耳朵，固然最初是有點嘲弄的意思，但是抓住特點，容易認識，真夠得上說“表德”，這與《水滸》上的赤發鬼，《左傳》上的黑臀正是一樣的切實。魯迅給人起的諢名一部分是根據形象，大半是從本人的言行出來的。邵明之在北海道留學，面大多須，綽號曰“熊”，當面也稱之曰熊兄。陶煥卿連絡會黨，運動起事，太炎戲稱為“煥強盜”“煥皇帝”，因襲稱之為煥皇帝。蔣抑卮曰“撥伊銅鈿”，吳一齋曰“火腿”，都有本事，錢德潛與太炎談論，兩手揮動，坐席前移，故曰“爬來爬去”，這些諢名都沒有什么惡意。杭州章君是許壽裳的同學，聽路上賣唱的，人問這唱的是什么，答說：“這是唱戀歌呀，”以后就諢名為“戀歌”。后來在教育部時，有同鄉的候補人員往見，欲表示敬意，說自己是后輩，卻自稱小輩，大受魯迅的訓斥，以后且稱此公曰“小輩”。這兩個例，就很含有不敬的意思。魯迅同學顧瑯在學堂時名芮體乾，改讀字音稱之曰“芮體干”，雖然可以當面使用，卻也是屬于這一類的。

    三一　南江堂

    魯迅所學的歐語是德文，原因是礦路學堂附設在江南陸師學堂里，那里是教德文的，后來進醫學校也是如此，所以這就成為他的第二外國語了。在東京買德文書的地方很不多，中西屋只有英文，丸善書店德法文有一點兒，專賣德文書的僅有一家南江堂，在本鄉“切通”，即是把山坡切開造成的街路，是往上野去的要道。在那里書籍很多，價目也不貴，就只可惜都是醫學書，它開在那里也是專為接待醫科大學的師生們的。可是它有幾種德文小叢書，大都價廉物美，一種名“葛興”的是各種學藝的總結，每冊日金四角；又一種名“勒克拉謨”，紙面，每冊一角至五角，看號數多少，什么書都有，不知道有幾千號了。窮學生本來沒有什么錢買書，這叢書最為適宜，而且其中有很難得的東西，例如魯迅所要的弱小民族文學作品，別國不但很少，有時還很珍貴，在這里卻容易得到，因為多是小冊子，至多三號就是三角錢罷了。魯迅的這一類書，可以說是他苦心收羅的成績，看去薄薄的一本桂黃色紙面的書，當時卻是托了相模屋書店交給丸善，特地寫信向出版所去要來的，發單上開列好些種，一總價格卻不過兩三元。其中也有在舊書攤上得來的，如匈牙利人裴彖飛的小說，原價一角，大概七八分錢買來的吧，訂書的鐵絲已爛，書頁也散了，可是誰料得到這是他所頂珍重的一冊書呢。

    三二　德文書

    魯迅學了德文，可是對于德國文學沒有什么興趣。在東京雖然德文書不很多，但德國古典名著卻容易買到，價錢也很便宜，魯迅只有一部海涅的詩集，那兩首“眸子青地丁，輔頰紅薔薇”的譯詩，大概還是仙臺時期的手筆，可見他對于這猶太系詩人是很有點喜歡的。奇怪的是他沒有一本哥德的詩文，雖然在讀本上當然念過，但并不重視他，十九世紀的作品也并沒有什么。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個例外，《察拉圖斯忒拉如是說》一冊多年保存在他書櫥里，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他還把那第一篇譯出，發表在《新潮》雜志上面。他常稱述尼采的一句話道：“你看見車子要倒了，不要去扶它，還是去推它一把吧。”這話不知道是否在《察拉圖斯忒拉》里，還是在別的書里，想起來確也有理，假如應用于舊社會舊秩序上面。他利用德文，譯了好些別國的有意義的文藝作品，有兩部德文的《文學通史》也給了許多助力，這種書籍那時在英文中還是沒有的。一部是三冊本，凱爾沛來斯著，魯迅所譯《小俄羅斯文學略說》即取材于此，一部是一厚冊，大概著者是謝來耳吧，這些里邊有些難得的相片，如波蘭的密支克微支和匈牙利服裝的裴彖飛都是在別處沒有看到過的。

    三三　補遺

    上邊所講的事情是一九〇六至〇九年這一段，前面還有一段，即一九〇二年至〇四年，魯迅往仙臺進醫學校之前，他也是在東京，不過那時的事情我可是不知道了。翻閱在南京的舊日記，有幾處可以抄引，算作補遺。

    光緒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五日，魯迅從南京趁大貞丸出發，次日到上海，寅老椿記客棧。二月三十日東京來信云：“于廿六日到橫濱，現住東京麴町區平河町四丁目三橋旅館，不日進成城學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三月初六日寄來《扶桑記行》一卷，文頗長，今已不存。十三日頃來信云：“已進弘文學院，在牛入區西五軒町三十四番，掌院嘉納先生治五郎，學監大久保先生高明，教習江口先生，善華文而不能語言。”五月初三日來信附有照片，背后題字云：

    “會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國中之游子，弘文學院之制服，鈴木真一之攝影，二十余齡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郵筒，達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樹人頓首。”

    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四日，謝西園（陸師畢業生，跟了什么人往日本看操）回國，魯迅托他帶回一只衣箱，內有不用的中國衣服和書籍，和一張“斷發照相”，留學生當初大抵是留一部分頭發，蟠在帽內的，后來革命運動漸益壯大，又受了“富士山”的激刺，所以終于消除了。

    三四　補遺二

    謝西園帶回的衣箱內的那些書，日記上存有目錄，計《清議報》合訂八冊，《新民叢報》兩冊，《新小說》一冊，《譯書匯編》四冊，《雷笑余聲》一冊（是什么書已忘記了），《林和靖集》兩冊，《真山民集》一冊，《朝鮮名家詩集》一冊（均活字小本線裝），天籟閣四冊（？），《西力東侵史》一冊，《世界十女杰》一冊，照相兩張，其一是弘文學院學生全體，其一即是上回所說的斷發照相。此外又記有來信說嚴幾道譯《名學》甚好，囑購閱，又一處云來信令購《華生包探案》，并囑寄往日本，這書我還記得是鉛字有光紙印，與哈葛得的《長生術》譯本同一格式，那時或者是一起購買。這以后日記多有中斷，甲辰（一九〇四）年三月中的記有至大行宮日本郵局取小包事，云書共十一冊，《生理學粹》，《利俾瑟戰血余腥錄》，《月界旅行》，《舊學》等皆佳，又《浙江潮》《新小說》等數冊，燈下煮茗讀之。這些都是中文書，有些英文書則無可考，只記得有一冊《天方夜談》，八大冊的《囂俄選集》，日本編印的英文小叢書，其中有亞倫坡的《黃金蟲》，即為《玉蟲緣》的底本，《俠女奴》則取自《天方夜談》里的。大概因為《新小說》里登過照片，那時對于囂俄（現譯為雨果）十分崇拜，魯迅于癸卯夏回鄉時還寫信給伍習之，托他在東京買新出的日譯《懷舊》寄來，那也是囂俄的一部中篇小說。

    三五　補遺三

    癸卯（一九〇三）年夏天魯迅回鄉一趟，那年五月以后兩個多月的日記中斷，下一冊從七月中旬起，正記的是他離開紹興的事，今摘抄于下：

    “七月十六日，余與自樹既決定啟行，因于午后束裝登舟，雨下不止。傍晚至望江樓，少霽，舟人上岸市物，余亦登，買包子三十枚，回舟與自樹大啖。少頃開船而雨又作，三更至珠巖壽拜耕家，往談良久，啜茗而返，攜得《國民日報》十數紙，于燭下讀之。至四更，始睡，雨益厲，打篷背作大聲。

    十七日晨抵西興埠，大雨中雇轎渡江，至杭州旅行社，在白話報館中見汪素民諸君。自樹已改裝，路人見者皆甚詫異。飯后自樹往城頭巷醫齒疾，余著呢外套冒雨往清河坊為李復九購白菊花。晚宿樓上。

    十八日午前伍習之來訪，云今日往上海，因約同行，下午乘舟往拱宸橋，彼已先在，包一小艙同住，舟中縱談甚暢。

    十九日雨止，下午舟抵上海，雇車至十六鋪張芝芳君處，張君甬人，隱于賈，人極開通，有女數人皆入學堂，伍君與之識，因留住。晚乘馬車至四馬路，自樹買《群學肄言》一部。芝芳邀往看戲，夜半回寓。”

    “二十二日午自樹往虹口下日本郵船，余與習之芝芳同去，下午回寓，晚與習之乘招商局船往南京。”

    丙午（一九〇六）年夏又回來一次，那時沒有日記，只記得往東京時有邵明之，張午樓等共四人同行，至于月日則已完全忘記了。魯迅是《新青年》以后的筆名，那時的別號是自樹，索士（或索子），今依日記原文，仍用自樹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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