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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緣起

    前幾時有一位在東北遠處的中學教員寫信來問我，魯迅“抄碑文”的目的何在，方法如何等等，我仔細的寫了一封信回答了他。話雖如此，也不見得能說得仔細，那是民國初年的事情，年代相隔頗久了，有如書桌的一只多年不用的抽屜，里邊收著的東西多半忘記了，抽開來翻一下，才能慢慢的回想出來。因了談抄碑文，我把紹興縣館的一段舊事記了起來，因為抄碑的工作都是在縣館的補樹書屋所做的，有些事情比較記得清楚的，略記數則，總名便叫作“補樹書屋舊事”。

    紹興縣館原名山會邑館，是山陰會稽兩縣的會館，紹興府屬八縣另有會館在虎坊橋，名為越中先賢祠，清末廢除府制，府城內的山會兩縣合并為紹興縣，這邑館也就改稱為紹興縣館了。不明白是什么緣故，有些人不喜歡紹興這名稱，魯迅也是一人，他在文章中常稱這縣館為s會館，人問籍貫也總只說是浙江。虎坊橋的會館名為越中先賢祠，難道李越縵等人也是這個意思么？前清時因為部吏和師爺的關系，紹興人在北方民間少有好感乃是實情，但魯迅等人的討厭紹興的名稱或者還是因為小康王的關系，在杭州設了小朝廷，還要擺架子自稱紹興，把這庸俗的年號硬給人做地名，這的確是有點可厭的。

    二　會館

    紹興縣館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北頭，這地段不算很好，因為接近菜市口，幸而民國以后不在那里殺人了，所以出入總還是自由清凈的。會館在路西，門額是魏龍藏所寫，他是魯迅的父親伯宜公的朋友，或是同案的秀才吧，伯宜公曾幾次說起他過，但他一直在外，在寫匾時不知是否在張勛的幕中。進門往南是一個大院子，正面朝東一大間，供著先賢牌位，這屋有名稱，仿佛是仰蕺堂之類，卻不記得了，里邊是什么樣子我也不知道，因為平時關閉著，一年春秋兩次公祭，擇星期日舉行，那一天魯迅總是特別早起，在十點前逃往琉璃廠，在幾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閣吃茶和點心當飯，午后慢慢回來，那公祭的人們也已散胙回府去了。這堂屋南偏有一條小弄堂，通到堂后的小院子，往北跨過一個圓洞門，那里邊便是補樹書屋了。順著弄堂再往前去，后面還有房屋，我也沒有去看過，雖然是在前一進里住過三年。那大概是一間樓房，因為這名為希賢閣，恐怕是供著什么文昌魁星之類吧，向來空著沒有人住。我不知道仰蕺堂而記得希賢閣的名字，這是另有理由的，因為在舊日記中記有這個名字。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勛復辟，不久討逆軍進逼京城，城里的人紛紛逃難，有同鄉的官僚來住在閣下，大家不答應，要趕他出去，因此那閣名也就記了下來了。

    三　樹

    會館里的住人要驅逐逃難的官僚，本來也是小事，但是這與補樹書屋很有關系，所以要說一下。舊日記云：

    “七月六日晴，下午客來談。傍晚悶熱，菖蒲溇謝某攜妾來住希賢閣下，同館群起責難，終不肯去，久久始由甘某調停，暫住一夕。”大家反對的理由并不在官僚，而是由于攜妾，因為這會館是特別有規定，不準住家眷以至女人的，原因是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經在會館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是補樹書屋，不在屋里而是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現在圓洞門里邊一棵大槐樹，婦女要上吊已經夠不著了，但在幾十年前那或者正是剛好，所以可能便是那一棵樹。這女吊的故事害得謝某不得不狼狽的搬出，可是對于魯迅卻不無好處，因為因此那補樹書屋得以保留，等他來住，否則那么一個獨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去了。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邊是希賢閣，差不多處在鬼神窩中，原是夠偏僻冷靜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壞，槐樹綠陰正滿一院，實在可喜，毫無吊死過人的跡象，缺點只是夏秋之交有許多槐樹蟲，遍地亂爬，有點討厭，從樹上吐絲掛下來的時候，在空中擺蕩，或戲稱之曰吊死鬼，這又與那故事有點關聯了。“補樹”不知道是什么故典，難道這有故事的槐樹就是補的么？總之這院子與樹那么有關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四　抄碑的房屋

    補樹書屋本身是朝東一排四間房屋，在第二間中間開門，南首住房一間，北首兩間相連。院中靠北墻是一間小屋，內有土炕，預備給傭工居住，往東靠堂屋背后一條狹弄內是北方式的便所，即是蹲坑。因為這小屋突出在前面，所以正房北頭那一間的窗門被擋住陽光，很是陰暗，魯迅住時便索性不用，將隔扇的門關斷，只使用迤南的三間。這里邊的情形，我所能說的只是在民六春天我到北京以后所看見的事，以前自然是別一種布置，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沒有什么可說。魯迅在搬到補樹書屋之前，還在會館北部的什么藤花館住過，但那我更不能知道，或者去查魯迅自己的日記，可以得知年月大概。《魯迅日記》已經發表，有些事情我不再去查考援引它，因為那已是周知的文獻，用不著再來做文抄公的工作，這里只是憑自己的見聞記憶來說，說不定會有點出入。抄碑文的事開始于民國四年，我那時也不在北京，但這抄碑一直抄到民國八九年，有一大段是我看見的，所以可以一說。

    五　抄碑的目的

    魯迅抄碑就在補樹書屋那兩間房里，當初是在南偏，后來移到北邊的一間去了。他從民國元年被蔡孑民招了去，在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里任職，隨后跟了教育部移到北京來，一直是僉事兼科長，不曾有什么調動。洪憲帝制活動時，袁世凱的特務如陸建章的軍警執法處大概繼承的是東廠的統系，也著實可怕，由它抓去失蹤的人至今無可計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們反對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設法逃避耳目，大約只要有一種嗜好，重的嫖賭蓄妾，輕則玩古董書畫，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鳳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魯迅的一班朋友如許壽裳等如何辦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們打麻將總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魯迅卻連大湖（亦稱挖花）都不會，只好假裝玩玩古董，又買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紙片，收集些石刻拓本來看。單拿拓本來看，也不能敷衍漫長的歲月，又不能有這些錢去每天買一張，于是動手來抄，這樣一塊漢碑的文字有時候可供半個月的抄寫，這是很合算的事。因為這與謄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別漢碑又多斷缺漫漶，拓本上一個字若有若無，要左右遠近的細看，才能稍微辨別出來，用以消遣時光，是再好也沒有的，就只是破費心思也很不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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