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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伏見館

    魯迅往日本留學，頭一次往東京是在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夏回鄉結婚。秋天再往東京，這里所說的是第二次的事情。那時他已從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中途退了學，住在本鄉區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里，房間在樓上路南這一排的靠近西端，照例是四張半席子大小，點洋油燈，卻有浴室，大概一星期可以有兩次洗浴，不另外要錢（本來外邊洗浴也不過兩三分錢）。這公寓的飯食招待不能算好，大抵還過得去，可是因了洗浴的緣故，終于發生糾紛，在次年春間搬了出來了。魯迅平常看不起的留學生第一是頭上有“富士山”（辮子盤在頭上，帽頂凸出之雅號）的速成科，其次是巖倉鐵道明治法政的專門科，認定他們的目的是專在升官發財的，恰巧那里的客有些是這一路的人，雖然沒有“富士山”的那么面目可憎，卻是語言很是無味，特別是有一個他們同伴叫他法豪的，白癡似的大聲談笑，隔著兩間房聽了也難免要發火。尤其是他們對于洗浴有興趣，只要澡堂一燒好，他們就自鉆了進去，不依照公寓的規則，那時魯迅是老房客，照例公寓要先來請他，每次卻都被法豪輩搶了去，他并不一定要先洗，但這很使他生氣，所以決心移到別處去了。

    二　中越館

    魯迅第二次寄居的地方仍在本鄉，離伏見館不遠，叫作東竹町，原是一家人家，因為寄居的客共有三人，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論，所以后來掛了一塊中越館的招牌。主人是一個老太婆，帶了她的小女兒，住在門內一間屋里，西邊兩大間和樓上一間都租給人住，地點很是清靜，可是房飯錢比較貴，吃食卻很壞。有一種圓豆腐，中間加些素菜，徑可兩寸半，名字意譯可云素天鵝肉，本來也可以吃，但是煮的不入味，又是三日兩頭的給吃，真有點吃傷了，魯迅只好隨時花五角錢，自己買一個長方罐頭腌牛肉來補充。那老太婆賺錢很兇，但是很守舊規矩，走進屋里拿開水壺或是洋燈來的時候，總是屈身爬著似的走路。這爬便很為魯迅所不喜歡，可是也無可奈何她。那小女兒名叫富子，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生，放學回來倒也是很肯做事的，晚上早就睡覺，到了十點鐘左右，老太婆總要硬把她叫醒，說道：“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學哩。”其實她本來是睡著了的，卻被叫醒了來聽她的訓誨，這也是魯迅所討厭的一件事，好在阿富并不在乎，或者連聽也不大聽見，還是繼續她的甜睡，這事情就算完了。

    三　中越館二

    在中越館里還有一個老頭兒，不知道是房東的兄弟還是什么，白天大抵在家，屋角落里睡著，蓋著一點薄被，到下午便不見了。魯迅睡得很遲，吃煙看書，往往要到午夜，那時聽見老頭兒回來了，一進來老太婆便要問他今天哪里有火燭。魯迅當初很覺奇怪，給他綽號叫“放火的老頭兒”，事實自然并非如此，他乃是消防隊了望臺的值夜班的，時間大概是從傍晚到半夜吧。這公寓里因為客人少，所以這一方面別無問題，樓上的房客是但燾，他是很安靜的，雖然他的同鄉劉麻子從美國來，在他那里住了些時，鬧了點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一天劉麻子外出，晚上沒有回來，大門就關上了，次早房東起來看時，門已大開，嚇了一跳，以為是著了賊，可是東西并沒有什么缺少，走到樓上一看，只見劉麻子高臥未醒，原來是他夜里并未叫門，不知怎么弄開了就一直上樓去了。又有一次，拿著梳子梳發，奔向壁間所掛的鏡面前去，把中間的火缽踢翻了，并不回顧，還自在那里理他的頭發，由老太婆趕去收拾，雖然燒壞了席子，總算沒有燒了起來。不久他離開中越館，大概又往美國去了吧，于是這里邊的和平也就得以恢復了。

    四　中越館三

    東竹町在順天堂病院的右側，中越館又在路右，講起方向來，大概是坐北朝南吧。魯迅住的房子是在樓下，大小兩間，大的十席吧，朝西有一個紙窗，小的六席，紙門都南向，人家住房照例有板廊，外邊又有曲尺形的一個天井，有些樹木，所以那西向的窗戶在夏天也并不覺得西曬。平常有客來，都在那大間里坐，炭盆上擱著開水壺，隨時沖茶倒給客人喝。大概因為這里比較公寓方便，來的客也比以前多了，雖然本來也無非那幾個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懶得去上學的人，他們不是星期日也是閑空的。這里主要的是陶煥卿，龔未生，陳子英，陶望潮這些人，差不多隔兩天總有一個跑來，上天下地的談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沒有關系，就只可惜錢德潛那時沒有加入，不然更要熱鬧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掛名，卻是不去上課的。談到吃飯的時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錢，買罐頭牛肉來添菜，否則只好請用普通客飯，大抵總只是圓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醬湯，好在來訪的客人只圖談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煥卿即使給他一杯燕菜他也當作粉條喝下去，不覺得有什么好的。在這四五年中間，中越館這一段雖然過的也是窮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蕭散了吧。

    五　伍舍

    假如不是許壽裳要租房子，招大家去品住，魯迅未必會搬出中越館，雖然吃食太壞，他常常訴苦說被這老太婆做弄（欺侮）得夠了。許壽裳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過的房子，在本鄉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號，硬拉朋友去湊數，魯迅也被拉去，一總是五個人，門口路燈上便標題曰伍舍，魯迅于一九〇八年四月八日遷去，因為那天還下雪，所以日子便記住了。那房子的確不錯，也是曲尺形的，南向兩間，西向兩間，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與六席，拐角處為門口，另有下房幾間，西向小間住了錢某，大間作為食堂客堂，魯迅住在南向小間里，大間里是許與朱某，這一轉換不打緊，卻使得魯迅本來不寬裕的經濟更受了影響，每月入不敷出，因為房租增加了，飯食雖是好了，可是負擔也大，沒有余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這樣支撐著過了年，同居人中間終于發生了意見，錢朱二人提議散伙，其余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較小的房屋搬了過去，還是西片町十番地，不過是丙字十九號罷了。在乙字七號雖然住了不到十個月，但也有些事情可以記錄，這且在下一次再說吧。

    六　校對

    魯迅那時的學費是年額四百元，每月只能領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居住時就很感不足，須得設法來補充了。譯書因為有上海大書局的過去經驗，不想再嘗試，游歷官不再來了，也沒有當舌人的機會，不得已只好來做校對。適值湖北要翻印同文會所編的《支那經濟全書》，由湖北學生分擔譯出，正在付印，經理這事的陳某畢業回去，將未了事務托許壽裳代辦，魯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來工作。這報酬大概不會多，但沒有別的法子，總可以收入一點錢吧。有一處講到納妾的事，翻譯的人忽然文思勃發，加上了許多話去，什么小家碧玉呀，什么河東獅吼呀，很替小星鳴其不平，魯迅看了大生其氣，竟逸出校對范圍之外，拿起紅墨水筆來，把那位先生苦心寫上去的文章都一筆鉤銷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順處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術卻只此一次而已。擔任印刷的是神田印刷所，派來接洽的人很得要領，與魯迅說得來，所以后來印《域外小說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承辦的。魯迅給《河南》雜志寫文章，也是住在那里時的事情。

    七　青木堂

    青木堂在東大赤門前東頭，離湯島很近，夏天晚上往大學前看夜店，總要走過他門口，時常進去喝一杯冷飲。那時大概還不時行冰激淋，魯迅所喝的多是別一種東西，用英語叫作密耳克舍克，可以譯為搖乳吧，將牛乳雞蛋果子露等放玻璃杯內，裝入機器里搖轉一會兒，這就成了。那里有各種罐頭瓶頭，很是完備，魯迅常買的不過是長方罐的腌牛肉，只有一回買過特別貨色，是一個碗形的罐，上大下小，標題土耳其雞與舌頭，打開看時，上面是些火雞的白肉，底下是整個的牛舌頭，不，整個怕裝不下，或者是半個吧？魯迅對于西餐的“冷舌頭”很是賞識，大概買的目的是如此，卻連帶的吃了火雞，恐怕也就只是這一次罷了。價格是一元半，在那時要算是很貴了。此外又買過兩次豬肉的“琉球煮”，其實煮法也不特別，大抵同中國差不多，其不擱糖的一點或者更與紹興相似，但是后來就不見了，原因當是不受主顧的歡迎。多年之后看到講琉球生活的書，說那邊的廁所很大，里邊養著豬，與河北定縣情形相同，二者都有中山之稱，覺得很是巧合，但也因此想到那“琉球煮”的豬肉不能銷行，未必不與這事無關。孫伏園昔在定縣請客吃豬肚，經他的大世兄一句話說穿，主客為之擱箸，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八　學俄文

    魯迅學俄文是在一九〇七年的秋天吧，那時住在中越館，每晚徒步至神田，路不很遠，次年春遷居西片町，已經散伙，實在路遠也不能去了。這事大概是由陶望潮發起，一共六個人，其中只有陳子英后來還獨自繼續往讀，可以看書，別的人都半途而廢了。教師是馬理亞孔特夫人，這姓是西歐系統，可能是猶太人，當時住在日本，年紀大約三十余歲，不會說日本話，只用俄語教授，有一個姓山內的書生（寄食主人家，半工半讀的學生），是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肄業生，有時叫來翻譯，不過那些文法上的說明大家多已明白，所以山內屢次申說，如諸位所已經知道，吶吶的說不好，來了一兩天之后便不再來了。大家自己用字典文法查看一下，再去聽先生講讀，差不多只是聽發音，照樣的念而已。俄文發音雖然不算容易，總比英語好，而且拼字又很規則，在初學只是覺得長一點，不知怎的有一位汪君總是念不好，往往加上些雜音去，仿佛起頭多用“仆”字音，每聽他仆仆的讀不出的時候，不但教師替他著急，就是旁邊坐著的許壽裳和魯迅也緊張得渾身發熱起來，他們常玩笑說，上課猶可，仆仆難當。汪君是劉申叔的親戚，陶望潮去拉來參加的，后來在上海為同盟會人所暗殺，那時劉申叔投效在端方那里，汪君的死大概與此有關。

    九　民報社聽講

    魯迅住在東竹町的時候，由陶望潮發起，往神田到一個俄國女人那里學俄文，因學費太貴（其實也只每月五元）而中止，在伍舍時由龔未生發起，往小石川到民報社請章太炎先生講《說文》，到了伍舍散伙時，那一班也幾乎拆散了。結果是錢某走了，搬到丙字十九號的三人還繼續前去，可是這也沒有多久也就中止，因為許壽裳與魯迅于四五月間陸續回國，往杭州兩級師范學堂去當教員。魯迅所擔任的生理學，有油印講義尚存，許壽裳為題字曰“人生象學”，學字右邊有反文，一眼看去像是教字。那時的校長（大概是稱作監督吧）是沈衡山先生，他是浙江前輩翰林，可是對人非常謙恭，說話時常說“鈞儒以為”怎么樣，后來魯迅還時常說及這事。教員有好些是太炎的學生，民國成立后多轉入浙江教育司辦事，初任司長也就是沈衡山，有一部人則跟了蔡孑民進了教育部，如許壽裳，魯迅均是。在教育司的人逐漸向北京走，進了高等師范和北京大學，養成許多文字音韻學家，至今還是很有勢力。養成學者是好事情，但是展轉講學，薪傳不絕，而沒有做得出總結來，使文字學研究有一個結果，讓不預備專攻深入的人，能夠知道大略，這也可以說是一個缺陷吧。

    一〇　民報社聽講二

    往民報社聽講《說文》，是一九〇八至九年的事。太炎在東京一面主持《民報》，一面辦國學講習會，借神田的大成中學講堂定期講學，在留學界很有影響。魯迅與許壽裳與龔未生談起，想聽章先生講書，怕大班太雜沓，未生去對太炎說了，請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報社另開一班，他便答應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錢夏，朱希祖，朱宗萊都是原來在大成的，也跑來參加，一總是八個聽講的人，民報社在小石川區新小川町，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魯迅曾借未生的筆記抄錄，其第一卷的抄本至今尚存。太炎對于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學生卻極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樣，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里的哈喇菩薩。中國文字中本來有些素樸的說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別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據說原意訓近，即后世的昵字，而許叔重的話很有點怪里怪氣，這里也不能說得更好，而且又拉上孔夫子的尼丘來說，所以更是不大雅馴了。

    一一　民報案

    在往民報社聽講的期間，《民報》被日本政府所禁止了。原因自然由于清政府的請求，表面則說是違反出版法，因為改變出版人的名義，沒有向警廳報告，結果是發行禁止之外，還處以百五十元的罰金。《民報》雖說是同盟會的機關報，但孫中山系早已不管，這回罰金也要章太炎自己去付，過期付不出，便要一元一天拉去作苦工了。到得末了一天，龔未生來找魯迅商量，結果轉請許壽裳挪用了《支那經濟全書》譯本的印費一部分，這才解了這場危難。為了這件事，魯迅對于孫系的同盟會很是不滿，特別后來孫中山叫胡漢民等在法國復刊《民報》，仍從禁止的二十四期起，卻并未重印太炎的那一份，而是從新寫過，更顯示出他們偏狹的態度來了。《民報》的文章雖是古奧，未能通俗，大概在南洋方面難得了解，但在東京及中國內地的學生中間力量也不小。太炎的有些文章，現在收在《章氏叢書》內，只像是古文，當時卻含有革命意義的，魯迅的佩服太炎可以說即在于此，即國學與革命這兩點。太炎去世以后，魯迅所寫的紀念文章里面，把國學一面按下了，特別表彰他的革命精神，這正是很有見地的。知道太炎的學問，把他看作舊學的祖師極是普通，稱贊他的革命便知道的更深了，雖然如許壽裳那么說他是國民黨二杰之一，那也是不對的。

    一二　蔣抑卮

    魯迅移居西片町后，來客漸稀少，因為路稍不便，離電車站大概有兩里路，而且房間狹窄，客室系公用，又與錢某住房連接，所以平常就不去使用它。丙字十九號也是差不多的情形，但那時卻來了不速之客，是許壽裳魯迅的友人，主人們乃不得不擠到一大間里去，把小間讓出來給客人住。來者是蔣抑卮夫婦二人，蔣君因耳朵里的病，來東京就醫，在那里寄住幾時之后，由許君為在近地找了一所房子，后來就搬過去了。因為也是西片町十號，相去不遠，除了中間進病院割治之外，幾乎每天跑來談天，那時許君已在高師畢了業，魯迅則通常總是在家的。蔣君家里開著綢緞莊，自己是辦銀行的，可是人很開通，對于文學很有理解，在商業界中是很難得的人。癸卯（一九〇三）年秋間魯迅在杭州遇見伍崇學（礦路同班），一同到上海，寄寓在十六鋪一家水果行里，主人名張芝芳，是伍君的友人，也很開通，那時出版的新書他都購讀，雖然魯迅只在那里住了三天，后來也沒有往還，卻也值得記述，或者比蔣君更為難得亦未可知，因為蔣抑卮原是秀才，其能了解新學不算什么稀奇吧。

    一三　眼睛石硬

    魯迅自己在日本留學，對于留學生的態度卻很不敬，有人或者要奇怪，這豈不是有點矛盾么？其實這并不然。魯迅自從仙臺醫校退學之后，決心搞文學，譯小說，辦雜志，對于熱中于做官發財的人都不大看得起，何況法政，鐵路以至速成師范，在他看來還不全是目的只在弄錢么？可是留學生之中又以這幾路的人為最多，在各種速成班沒有停辦之前，東京一處的留學生人數超過二萬以上，什九聚在神田和早稻田兩處，每到晚上往表神保町（神田）一看，只見街上行走的人大半是留學生而且頂上大都有“富士山”的。這是一條新舊書店會萃的街，魯迅常要去逛，可是那里偏遇著這許多憧憧往來各式各樣的怪人，使他看了生氣，時常對許壽裳訴說，其普通的一句惡罵是“眼睛石硬”。這四個字用在那時的許多仁兄上的確非常切貼而且得神，但是現在似乎過了時，要想找一個代表出來恐怕很不容易，辛亥革命以來這四十年間，雖然教育發達不快，卻是已發生了效力，在這下一代中已經不大有眼睛石硬的人了。在那時候，魯迅的憤慨確是無怪，如今講起來已成陳跡，這在中國正是一件好事情，大可以紀念的。

    一四　同鄉學生

    魯迅在東京時的朋友，除上邊說及的那些人之外，同鄉中間有邵明之名文镕，蔡谷清名元康，陳公俠名毅，后改名儀，還有一個張承禮，杭州人，也是學陸軍的，有一張武裝的照片送給魯迅，后來死于戴戡之難。南京礦路的同學一同出去的有張邦華，伍崇學，顧瑯三人，只有張君有時來訪，顧雖曾經屬魯迅編譯《中國礦產志》，二人列名出版，可是以后卻不來往了。魯迅常外出逛書店，卻不去訪問友人，只等他們來談，只有蔣觀云尚未組織政聞社的時候，住在本鄉的什么館，他曾去問候他過。他沒有日本的朋友，只是在一九〇六年秋冬之交，他去訪一次宮崎寅藏，即隨同孫中山革命的白浪庵滔天，他的《三十三年落花夢》其時中國早有譯本了，原因是那年有人托帶一件羊皮背心，一個紫砂茶壺，給在東京留學的吳女士，由宮崎轉交，所以他特地送了去，大概他們談得很好，所以這以后不久又到堺利彥等人所辦的平民新聞社去訪問他，因為宮崎住的很遠，約他在那里相見的吧。這以后沒有來往，直到多少年后宮崎的侄兒龍介和夫人白蓮在上海看見他，題詩相贈，其時白浪庵恐已早歸道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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