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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記

    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為“鍛冶廠”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著深的傳統的影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性，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后，誤以為革命近于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幾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說：

    “對于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為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來。這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在《青年衛軍》的編輯室里集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鍛冶廠”和“青年衛軍”的團員，離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廠”分裂的開端。“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幔下，暗暗地準備著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

    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卻原與“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為最多，內容和技術，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渦中，文壇幾乎全被較為閑散的“同路人”所獨占。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現實一同進行，漸從抽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獲，且已移植到中國，為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與年》，也被稱為蘇聯文壇上的重要收獲。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各團體間有過爭斗，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為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著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后，則是戰斗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體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自足的，價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系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雖然因為作家們的眼界擴張，以及從直接斗爭的主題，移向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為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題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性’也愈加占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為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像文學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價值內在底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于一切傾向性的敵人，夢想著無關于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

    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于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著的戰爭里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于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將在這聯盟之下，互相提攜，前進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由這樣偉大的試練來作紀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幾年的洗練，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跡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里邊，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這十篇之中，首先的兩篇，還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兩篇，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然而是極可信賴的譯本，而偉大的作者，遺漏的還很多，好在大抵別有長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羅了。

    至于作者小傳及譯本所據的本子，也都寫在《后記》里，和《豎琴》一樣。

    臨末，我并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魯迅記。

    后記

    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后，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歷的酸辛，殘酷，丑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隨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并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農村，也只有嫌惡和絕望。他于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里海》發表后，才又稍稍恢復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后較為真摯。然而也還是近于隨筆模樣，將傳說，迷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于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綏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后，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黨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于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里尼亞》（中國有穆木天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煙袋》中。）《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斗爭，而前者終于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歷歷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于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

    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于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系。但求教之后，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鄉下去，在農民里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但譯者卻將求教之后，這才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勉強譯出，而于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來當了皮革制造廠，機器制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面聽著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于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為無產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寫內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復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鐵的靜寂》還是一九一九年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內，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來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對于復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利，都在這短篇中出現。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系的人，所以雖是無產者作家，而觀念形態卻與“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產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對于農民的憎惡，也常見于初期的無產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為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聶維洛夫（aleksandr　neverov）真姓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一九○五年師范學校第二級卒業后，做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則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饑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廠”，二二年冬，就以心臟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五年發表，此后所作，為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干》，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從愛因斯坦因（maria　einstein）所譯，名為《人生的面目》（das　antlitz　des　lebens）的小說集里重譯出來的。為死去的受苦的母親，為未來的將要一樣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戰斗，觀念形態殊不似革命的勞動者。然而作者還是無產者文學初期的人，所以這也并不足令人詫異。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里說：

    “出于‘鍛冶廠’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將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寫者之一的那亞歷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全身浴著革命的吹噓，但同時也愛生活。……他之于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為他貪婪的愛著人生。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站在進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實的路上的力量，覺到解放的力量。……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寫自愿從軍的紅軍士兵的，但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寫許多主角一樣，高興地爽快地愛著生活。他遇見春天的廣大，曙光，夕照，高飛的鶴，流過洼地的小溪，就開心起來。他家里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卻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這是因為要活的緣故；因為有意義的人生觀為了有意義的生活，要求著死的緣故；因為單是活著，并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親那里，每夜來些兵丁，腳夫，貨車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覺，呆頭呆腦的無聊的將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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