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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地看，佛教經濟即佛教的治生產業，亦可看作和解釋為追求覺悟之道的一路修行方式。顯

    然，問題關鍵不在佛教產業發展與否，而在于佛教在治生產業這一路上所開之權與佛法之實是相即、還是相背。

    雖然按照佛制戒律，僧人不得耕種和自作衣食等。但是在中國的環境中，不僅常有饑乏之憂，還常有人禍之災。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就發展出了倡導自己耕作滿足衣食的一種寺院經濟形式。這種形式被稱之為“農禪”，或被描述為“坐作并重”，也是中國環境下產生的一種佛教經濟理念和形式。

    這種佛教經濟形式，興起于隋唐時期的禪宗叢林僧團中。背景應與南北朝時期的北周武帝滅佛事件有關。這個事件導致許多拒絕還俗的僧尼或速避塵囂，或逃向南方。但寄食無地或聚眾后難以為繼的情況非常嚴重。在湖北黃梅，后來被尊稱為禪宗四祖的道信的僧團，相聚山居者居然有五百多眾，顯然不可能靠布施維持。

    資料稱，道信“每勸諸門人曰：‘努力勤坐，坐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饑瘡，即閉門坐，莫讀經，莫與人語。能如此者，久久堪用’”。五祖弘忍為徒時，即是“畫則混跡驅使，夜便坐攝至曉”。而且正是因為其“常勤作役，以體下人”，遂為“信特器之”，成為接班人。這種通過勞作來支持寺院經濟的形式，到唐代百丈懷海時，即成為一種“普請”制度，即“上下均力”，“集眾作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后即延革為一種叢林制度和理念。

    應該說，形式上這是一種突破傳統戒律的佛教經濟制度。而且，即使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上，僧人“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眾人竟利”，也是被視之為“無益于時政，有損于治道”的事情。但是這種勞作制度似乎并沒有在教義方面對中國佛教的發展造成困擾，相反，倒是有一定程度的促進。

    問題的解決，關鍵是勞作和修行的關系得到合理的解釋。這個突破的可能性，是因為一些僧人認識到佛教所提倡的修行者可能達到的覺悟，即主體自性與宇宙究竟實相的關系，其實是一種主觀契合，沒有特定的外在限制可以匡定。即如智者大師有關于治生產業與佛法實相的解釋，有關于權實關系關聯的菩薩道和方便行的解釋等。

    禪宗最杰出的覺悟者六祖惠能自己就是作務行者出身，但其說法語錄卻能被尊奉為經。其也強調，“法元在世間，于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這些都一定程度地在理論上對修行實質和修行形式問題作了開拓性合理性的解釋。所以，為了能打坐修行而進行的勞作，進而也成為等重于打坐的一種修行途徑。

    后來的禪宗還產生了以強調勞力而弘揚教法宗派，如云門宗等。到晚明時期，仍然有驕傲地堅持勞務而光大門庭者，如曹洞宗的無明慧經，如其住寶方寺，即“四方聞風而至者，絡繹于道，掛搭常數千指”。

    中國佛教中產生的這種相對自主的寺院經濟的經營形式，對于佛教發展影響很大，意義也很大。獨立的經濟可一定程度地保護精神的獨立性和自由度，這也正是追求覺悟的佛教所要求的基本的主體條件。減少對于世俗權利的依賴，也更有益于維護佛教提倡的離俗清修的宗教特質。在這個角度看，這種形式上有背戒律的佛教經濟，似乎更顯示了佛教基本教義的本質意義。無明慧經就被尊稱為“古佛”，即表明這種作風更能反映佛教根本取向。

    如是觀之，一方面，就佛教自身觀之，中國佛教歷史上的佛教經濟理念和佛教經濟的實際運行，的確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而發生很多變化，同時也反糖社會以很多影響。但是可接受的變化和調試，其實沒有在根源性上發生本質變化。佛教經濟模式，不外是在其基礎教義上不斷解決發展過程中自身悖論的不斷調試整合。而調試的尺度，則把握在其宗教神圣性與經濟世俗性的平衡性，以及義理解釋的合理性方面。

    另一方面看，經濟就是經濟，所遵循的只可能是經濟的運行方式和規則。之所以稱作佛教經濟，即如同其他各種類型的經濟等，只是因為有其各自的特點而已。佛教經濟的特點就在于其是宗教經濟，是具有宗教特質的經濟。因而，體現了佛教宗教性特質的經濟，就是佛教經濟。不然，就難免會受到質疑。中國歷史上的佛教經濟事例也說明，淡化了宗教性的過于世俗和過于膨脹的佛教經濟，或者打著宗教幌子變質為世俗經營的所謂佛教經濟，往往就是致使佛門遭到指責乃至打擊的根本因由。

    由以上之佛教的經濟理念和中國歷史上的佛教經濟，大致可見，佛教和相關佛教經濟的發展雖然與社會及環境息息相關，但作為一種宗教，其生存和發展的狀況，關鍵還在于其本質的宗教性的延續和發揚的如何。社會接受和認同的，仍然是其體現其宗教根本性質和普遍意義的方面。因而，其宗教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平衡，應是佛教經濟運行和佛教經濟之合理性的重要平衡尺度。佛教與經濟，即佛教宗教性與經濟世俗性不斷調試平衡度的動態平衡關系。

    我總結到：“由于僧團的大多數人，并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上跳出輪回，世間的經濟狀況的影響，是逃避不了的。更何況，佛教的發展，也需要經濟制度的支撐，所以，這種由貧到富，再由盛到衰的循環，在中國佛教史上，出現了多次。”

    萬老師感嘆到：“原來我聽專家們說三武滅佛，總是從政治文化方面找主要原因，與歷史唯物論不符，我總在懷疑。今天聽到莊老師講這些，我覺得這才是讓我信服的理由。”

    我補充到：“當然，政治與文化的原因，也不可忽視。估計各種因緣具備后，才會發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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