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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大學都是學文科出生的，你有沒有這個感覺：由理入文易、由文入理難？但是，這兩門學科的起點卻大致相似，但為什么到今天文科產生了巨大的衰退呢？”她的問題從具體直接跳到了抽象，反射弧有點長。

    “你是說起點分別是哲學和數學吧？”我得一條一條理清她的話。

    “大概可以這樣說吧。哲學和數學在早期是相通的。比如有的哲學家本身就是數學家，笛卡爾就是這樣的人。布爾代數又叫邏輯代數，是現代計算機科學的基石。代數是數學，邏輯屬于哲學，這兩者密不可分。早期的物理學家，如伽利洛做了大量的思想試驗，充滿了哲學思維的方式。近代如愛因斯坦，物理學家，他的相對論不是從觀察而來，是從思考和演算而來，這是數學和哲學高度結合的產物。對不對？”

    “你說的是多是國外的，你能認為墨子究竟是思想家還是科學家？他兩者兼有吧。孔子在對易經的研究中，也大量解釋了許多數學模型。那么，周易，是典型的哲學和數學的結合。如果陰陽是哲學理念，那么五行就是邏輯方式，河圖洛書就是數學規律。這是數學哲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表現。”我從自己擅長的角度補充了她的觀點。

    “但是，從現代的人文科學來看，雖然經濟學中也運用數學規律，社會學中也運用統計概率，但自然科學的影子卻越來越弱了。比如，研究心理學的離醫學越來越遠，你看看現在心理學的奠基作品《夢的解析》，弗洛伊德治了四個病人，一個也沒治好，還出了這么一本書，還建立了這么一個學問，可信度有多高我不說了，但光看書的本身，卻越來越像玄學，離清晰邏輯的表達越來越遠了。”她所說的，我也有這方面的感受，在看這本書時，對其概念與意象的糾纏，確實不好理解，我當時以為主要是翻譯的原因，后來，才知道，這門學科就是這樣，概念界限不清，邏輯交叉頻繁。

    “理科或者說自然科學，我認為主要是探討事物的規定性，而文科或者說社會科學，我認為主要探討事物的可能性，也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它們研究的方向、目的及方法的差距吧？”我試圖從這方面來解釋分化的原因。

    “但是，一門學問的價值總得有個終極目標吧？”她自言自語到：“或許，社會科學研究善、藝術文化研究美、自然科學研究真吧，但這三者應該統一嗎？”

    “我有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當講不當講？”我假裝正經地說到。

    “少油嘴滑舌，快講！”她笑了起來。

    “所謂求真即研究是什么，所謂求美是研究為什么，所謂求善是研究怎么辦，這不就結了？”我覺得這種最簡單的比喻估計可以解決問題。

    “比喻粗糙，但可以討論。”她點評到：“但這不是今天我們的主題，我是想知道的，為什么人文科學到了今天，變得越來越缺乏指導性了呢？你說，自然科學的各種成果，成功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的理論視野，甚至成功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但人文科學到了今天，我不是說藝術的，那是關于美的學問，我是說社會學、政治學等，對人們的影響力卻越來越不能與自然科學比肩了，為什么，因為它們的成果很多經不起檢驗，所以人們自然置疑它的含金量。”

    “也許是目標不同，一個探索可能行為主，一個探索規定性為主。那么在方法上，一個來自于對過去事物的解釋來預測未來，一個靠實驗難來探尋規律以指導實踐。所以，可能性結論遠遠大于規定性結論，大量不確定的可能性結論沖淡了結論的正確率，導致人們越來越不相信它的價值了。”我這種解釋連自己也說服不了，但至少好過于不解釋吧。也許，社會科學的發展思路跟我剛才的思路差不多。

    “還有一種可能，社會科學的主要手段是思想，主要表現是文字。所以，入門的門檻很低，導致，很多人都進入到這個行業并發表出水平很低的成果，導致敗壞了此類學術的聲譽。”她笑到：“甚至文盲，也會得出看似有理的社會學結論，其實，這是不專業的現象，門檻過低，成果過濫，學風就衰敗了。”

    我覺得也有些道理，接著說到：“在全民出結論的氛圍下，真知灼見被眾口爍金所淹沒，三人成虎反而成了真相了。”

    “真正的自然科學研究門檻是很高的，要用數學工具演算，要用大量實驗驗證，要歸納分析數據，要得出不僅邏輯可靠而且事實事行的結論，所以低水平成果很難混入。”她感嘆到。

    “其實，真正的社會科學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歷史學，大量的歷史事實的掌握、分析和考證，涉及眾多學科，不太好出成果的。比如社會學，大量的社會調查，社會實踐，也需要很高水平的組織，大量的人員工作，才能得出有價值的結論。梁漱冥先生，在山東搞的鄉村實踐，動員了大量的人力，耗費了大量的精力，才得出有價值的結論。季羨林先生，通曉多種幾近失傳的文字，才給自己對古印度史的研究、對梵文經典的梳理、對《中國糖史》的寫作，提供了基本條件，這些學術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這樣的專家、這樣的研究是越來越少見了。我們更多的看到是這些東西：標題黨故作驚人之語、帶路黨以屁股決定腦袋、權威黨以力量決定對錯、口號黨以激情代替思考。這些都是反智的表現，此學風至此敗壞了。”

    她所說的，也是我長期反思的。在這個社會，人人都有權利發表意見，但不是人多，真理就偏向哪一邊。但人人都喜歡跟風，反而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風氣了。

    由文入理難，我深有體會。剛學周易的時候，把它當成一種思想，念念就過去了，但董先生教我算命時，我才知道其中有數學運算有邏輯判斷，朱先生教我望診竅訣、四時練功時，我才知道其中有大量的實踐探索和實證論據，當我遇到兩位高手的指點時，加上自己不斷在預測實踐中的總結后，才有對單一判斷的70%的準確率，要想提高，非常困難了。這不是因為想象力的缺乏，也不是因為文字理解力的缺乏，就是研究的范圍不夠，學習的基礎不實造成的。我一個文科生，要研究易理，太難了。以孔子的聰明，也只能做到五十而知易，可見，我這樣學下去，五十歲根本做不到知易了。

    古賢所說“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是兩個境界。我處于“知易行難”階段，這個階段的知是了解，是略知，所以在實踐中到處碰壁，處處艱難。當到了真知，透徹把握，就進入“知難行易”的階段了，這就是民間所謂“難者不會、會者不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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