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先秦文學-《中國歷代文學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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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和李斯是同學,關于韓非與李斯的恩怨,數千年來一直是人們喜歡糾結的公案。主要有兩種言辭,一種是說李斯嫉妒韓非的才學,怕他在秦始皇面前得寵,而搶走自己的位置,不能繼續飛黃騰達,榮華富貴。另有一說是當日所謂“陷害”韓非的并不是只有李斯,史上留下名字的還有一個姚賈。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關系秦內部政治集團與階級利益牽扯的原因,而絕非李斯與韓非私人恩怨所致。
◆《韓非子》書影
屈原與《離騷》
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
◆屈原像
◆《離騷》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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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與端午節
據說,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羅江,死后為蛟龍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絲粽子于水中,以驅蛟龍。又傳,屈原投汨羅江后,當地百姓聞訊馬上劃船撈救,一直行至洞庭湖,終不見屈原的尸體。那時,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匯集在岸邊的亭子旁。當人們得知是打撈賢臣屈大夫時,再次冒雨出動,爭相劃進茫茫的洞庭湖。為了寄托哀思,人們蕩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漸發展成為龍舟競賽。看來,端午節吃粽子賽龍舟與紀念屈原相關,有唐代文秀《端午》詩為證:“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詩歌總集《楚辭》
《楚辭》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后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后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并稱為“風騷”。
◆劉向像
◆《楚辭》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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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名句
1.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離騷》
2.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
3.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
4.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九章》
5.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屈原《漁父》
6.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屈原《涉江》
7.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宋玉《九辯》
8.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宋玉《宋玉對楚王問》
繽紛春秋看《左傳》
《左傳》的文學成就及影響,是先秦同時期的其他歷史著作所無法比擬的。其題材敘事方法寫人藝術和純熟精美的語言,都為后世史傳文學,小說詩歌戲劇的創作提供了藝術借鑒,影響甚為深遠。
◆左丘明像
◆《左傳》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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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作者探討
《左傳》中敘述孔子之言時多稱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學生在《論語》中都是尊稱其師為“子”,從未稱字,所以“仲尼”之稱應為孔子之好友所稱孔子。好友是什么人?可能就是左丘明。《左傳》深得《春秋》之微言大義,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向,其觀念較接近于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由此看來,其人必親與夫子論史,而深明夫子之理。
國別史論《國語》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著作,是古代國別體史料匯編。它以記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各國貴族言論為主,因其內容可與《左傳》相參證,所以有《春秋外傳》之稱。
◆《國語》書影
◆越王勾踐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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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章節介紹
《國語》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著作,主要分為《周語》《魯語》《齊語》《晉語》《鄭語》《楚語》《吳語》《越語》幾個章節:
《周語》對東西周的歷史都有記錄,側重論政記言。
《魯語》記春秋時期魯國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魯國歷史,很少記錄重大歷史事件,主要是針對一些小故事發議論。
《齊語》記齊桓公稱霸之事,主要記管仲和桓公的論政之語。
《晉語》篇幅最長,共有九卷,對晉國歷史記錄較為全面具體,敘事成分較多,特別側重于記述晉文公的事跡。
《鄭語》主要記述史伯論天下興衰的言論。
《楚語》主要記述楚靈王昭王時期的事跡,也較少記重要歷史事件。
《吳語》獨記夫差伐越和吳之滅亡。
《越語》僅記勾踐滅吳之事。
戰國風采《戰國策》
《戰國策》一書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社會風貌和當時士人的精神風采,不僅是一部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歷史散文,標志著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一個新時期。
◆《戰國策》書影
◆荊軻刺秦王畫像磚。《戰國策燕策》記載了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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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流傳至今的成語集錦
1。反璞歸真:比喻回復原來的自然狀態。《戰國策齊策四》
2。高枕無憂:比喻思想麻痹,喪失警惕。《戰國策魏策一》
3。門庭若市:門前和院子里人很多,像市場一樣。《戰國策齊策一》
4。驚弓之鳥:比喻受到過驚嚇的人碰到一點動靜就非常害怕。《戰國策楚策四》
5。不翼而飛:比喻物品忽然丟失,也比喻事情傳播得很迅速。《戰國策秦策三》
◆戰國時期形勢圖
◎地理探索
兩漢文學
早逝的才子賈誼
賈誼雖然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的漢朝,但是若論才情,即使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相比,也未必遜色。他不但文章寫得漂亮,而且關心政治,政策水平相當高。他的一生雖然短暫,卻為中華文化寶庫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
賈誼(公元前00年前8年),人稱賈生賈子賈長沙,洛陽人,西漢初年著名的文學家政論家。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辭賦兩類。散文如《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辭賦以《吊屈原賦》《鵩鳥賦》最著。
賈誼從小就刻苦學習,博覽群書,先秦諸子百家的書籍無所不讀。少年時,就跟著茍況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張蒼學習《春秋左氏傳》,后來還作過《左傳》的注釋,但已失傳。他對道家的學說也有研究,青少年時期,就寫過《道德論》《道術》等論著。他又酷愛文學,尤其喜愛戰國末期的偉大詩人屈原的著作。漢高后五年(前8年),賈誼才8歲,就因為能誦《詩經》《尚書》和撰著文章而聞名于河南郡。
當時的河南郡守吳公(原來秦朝丞相李斯的同鄉)了解到賈誼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優秀人才,對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門下,十分寵愛。吳公是李斯的學生,也是很有學問的,賈誼在他門下學習,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十分安定。漢高后八年(前80年),高后呂雉死,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殺諸呂,迎立高帝劉邦庶子代王劉恒為帝,即漢文帝。第二年,即漢文帝劉恒元年(前79年),吳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廷尉(最高司法長官)。吳公沒有忘記他的得意門生,就向漢文帝推薦說:賈誼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是個年輕有為的人才。漢文帝就把賈誼召到中央政府,任命為博士。從此,賈誼步入了政治活動的舞臺。當時賈誼才歲,在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輕的。
博士是一種備皇帝咨詢的官員。每當漢文帝提出問題讓博士們議論時,許多老先生一時講不出什么來。但是賈誼與眾不同,因為他學識淵博,又敢想敢說,因此對文帝提出咨詢的問題對答如流,滔滔不絕,說得有理有據。這樣鋒芒畢露,難免遭群臣嫉妒。后來,漢文帝聽信讒言,開始有意疏遠賈誼,并將他派去當長沙王的太傅。在政治上受挫的賈誼辭別了京城,來到了地處偏遠的長沙。他聽說長沙地勢低,濕度大,自認為此去長沙將享壽不長,而且又因為是被貶謫,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與屈原作比。在這種情況下,他便寫下了千古流傳的《吊屈原賦》。
漢文帝七年(前7年),文帝思念遠在長沙的賈誼,于是將他召進皇宮,當梁懷王的太傅。漢文帝十一年(前9年),梁懷王劉揖入朝,騎馬摔死了。賈誼感到自己身為太傅,沒有盡到責任,深深自責,經常哭泣,心情十分憂郁。在極度自責和郁郁寡歡的生活中,一年后賈誼英年早逝,時年歲。
《過秦論》是賈誼最有名的作品,分上中下三篇。這是一組見解深刻而又極富藝術感染力的文章。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鋪陳式的描寫方法,極盡夸張和渲染,造成一種語言上的生動氣勢,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勢來統一六國一樣不可阻擋。文章總論了秦的興起滅亡及其原因,鮮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論點:“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目的是提供給漢文帝作為改革政治的借鑒。《陳政事疏》和《論積貯疏》是賈誼的批評時政之作,提出用“眾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鞏固中央集權制;要“驅民而歸之農”,鞏固政權。其文說理透辟,邏輯嚴密,氣勢洶涌,詞句鏗鏘有力,對后代散文影響很大。
枚乘(出生年不詳,卒于公元前0年),西漢辭賦家,字叔,淮安(今江蘇淮安市楚州區)人。
枚乘從小酷愛文學,以善寫漢賦而知名。先在廣陵吳王劉濞宮中當文學侍從,得知吳王欲謀反,上書勸阻,不從,便離去。投奔梁孝王劉武,頗受尊重。景帝知其名,任命他為弘農郡都尉。他只愛文學,不愿為官,“以病去官”。復至梁國,與梁孝王的門客莊忌鄒陽等交游,作賦論文。梁孝王死后,賓客星散,枚乘便回淮安。武帝即位后,欽慕他的文名,立即請他赴京城長安,因年老體衰,死于道中。
枚乘著有漢賦9篇,文篇。《七發》是其代表作,全賦假說楚太子有病,吳客往見,說音樂飲食車馬田獵等七事以啟發之。上承楚辭鋪陳夸飾的傳統,下開一代文體漢賦的先河,在文學上極有影響,仿作者很多,如張衡的《七辨》曹植的《七啟》等,被后人稱之為“七體”。
《七發》是一篇諷喻性作品,作者對自己的見地充滿了自信,對其所要表現的對象善于作淋漓盡致的描寫,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氣勢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諷喻的意圖在主客對話間表現得清楚明白。賦中以互相問答的形式構成八段文字。首段為序,借吳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緣由:貪逸享樂荒淫奢侈的宮廷生活所造成,指出這種病非藥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寫吳客以七種辦法啟發太子,為他去病。前六種是為他描述音樂之美飲食之豐馬車之盛宮苑之宏深田獵之壯闊觀濤之娛目舒心,結果都不管用。最后吳客向太子推薦文學方術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于揭示貴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應重用文學方術之士的主張。
《七發》在賦的發展過程中地位非常重要,在寫作方法上,枚乘采用在一個虛構的故事框架下的問答體,內容也以鋪陳的描寫事物為主,不同與楚辭中通過自然景物和社會事件,描寫作者自身感受抒發情感的風格。漢代后來的大賦都繼承了《七發》的風格,多采用這種問答體,對事物進行不遺余力的鋪陳描寫。
枚乘的《七發》是賦中之精品,屬于承接楚屈原賦與漢賈誼司馬相如賦的中間者。在枚乘之前的楚賦,主要是詩歌體,而他則開創了散文體的賦的先河。枚乘為梁園文學的杰出作家,其《七發》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深遠影響。《七發》的出現,標志著漢代散體大賦的正式形成。
《七發》一文以觀潮的描寫最為精彩,宋玉《高唐賦》也有對于山洪爆發場面生動逼真的描寫,二者的描寫對象相似,而且都鋪陳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觀的描寫手法,而把潮水寫成一支聲勢顯赫的軍陣。他從形貌動態氣勢聲威各方面加以比較,多角度展現潮水與軍陣之間近乎神似的相通之處。枚乘對潮水的描寫發揮出豐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觀精神貫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現閃耀著生命的光輝,因而有一種激動人心的力量。
司馬相如(約公元前79年前7年),原名司馬長卿,小名犬子,因為仰慕戰國時代的名相藺相如才改名,四川蓬州(今南充蓬安)人,西漢文學家,漢賦的代表作家和奠基人。司馬相如一生著作頗豐,據《史記》記載有9篇,但流傳至今的為數不多。他的作品現存有《天子游獵賦》《哀二世賦》《長門賦》《大人賦》等。
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擊劍,被漢景帝封為“武騎常侍”,但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辭官,投奔臨邛縣令王吉。臨邛縣有一富豪卓王孫,其女卓文君,容貌秀麗,素愛音樂又善于擊鼓彈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成望門新寡。
司馬相如早就聽說卓王孫有位才貌雙全的女兒,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機會,借琴表達自己對卓文君的愛慕之情,他彈琴唱道:“鳳兮鳳兮歸故鄉,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這種在今天看來也是直率大膽熱烈的措辭,自然使得在簾后傾聽的卓文君怦然心動,并且在與司馬相如會面之后一見傾心,雙雙約定私奔。當夜,卓文君收拾細軟走出家門,與早已等在門外的司馬相如會合,從而完成了兩人生命中最輝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是一個奇女子,與司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對家徒四壁的境地(這對愛情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大大方方地在臨邛老家開酒肆,自己當壚賣酒,終于使得要面子的父親承認了他們的愛情。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故事也歷經000多年的傳誦,成為了不朽的愛情篇章。
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辭賦上。他通過自己的辭賦創作實踐和有關辭賦創作的論述,對辭賦創作的審美創作與表現過程進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語,但與其具體賦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學思想相結合,仍可看出他對賦的不少見解。他已經比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辭賦創作主張。從現代美學的領域,對其辭賦美學思想進行闡釋,無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將司馬相如和司馬遷放在一起作專節介紹,并指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
司馬相如還是漢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在語言的運用和形式的發展等方面,司馬相如對漢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散文流傳至今的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疏》《封禪文》等。
2000多年來,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聲望。兩漢作家,絕大多數對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整個《史記》中,專為文學家立的傳只有兩篇:一篇是《屈原賈生列傳》,另一篇就是《司馬相如列傳》,僅此即可看出司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西漢初年的淮南王劉安(公元前79年前年),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的稱號于一身。漢高祖劉邦之孫厲王劉長之子,漢武帝劉徹的叔父。
淮南小國在劉安的統治下出現了相對繁榮的局面。劉安是當時皇室貴族中學術修養較為深厚的人,他廣納賢才多達數千人,其中突出的有蘇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晉昌毛周左吳8人,號稱“八公”。劉安組織這批賢才們著書立說,共同撰寫了《淮南子》。
建元元年(前0年)劉徹登基,時年僅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采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御匈奴。
《淮南子》中有“主術訓”一篇,專講帝王之術,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劉徹志在尊王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劉安則主張因循舊范,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制,從而保護劉氏諸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而建元初年主導政治大勢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輕人漢武帝,而是素好黃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竇氏以及諸竇諸劉列王貴戚。竇氏于建元二年(前9年)臨朝干政罷免劉徹所任命的儒學將相,否定劉徹加強王權削弱諸侯的政策方向。這實際是一場未動干戈的宮廷政變。
在這場政治爭論中,甚至漢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劉安一邊,還與劉安私下計議安排關于劉徹的后事問題。建元六年(前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現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著“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于是“治軍械,積金錢”,準備武裝起事。隨即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劉徹主持了大政。
元光元年(前年)間,漢武帝召見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武帝決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新政的首要方針是改革國家意識形態,即“罷黜百家,首尊儒術”。
直到田蚡死后,元狩元年(前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于被揭露,劉徹說:如果田氏仍在,當滅族矣!劉安亦被追究而自殺身亡。淮南國被廢除,漢武帝在這里設立了九江郡,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淮南子》內容博雜,文字艱深,包括內篇卷,外篇卷,內篇論道,外篇雜說。然而這部涉及范圍十分廣泛的文化巨著,留傳下來的只有《內書》篇,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淮南子》。
《淮南子》一書,融法儒精髓于一爐,內容涉及政治哲學歷史經濟天文地理軍事民俗神話等等,堪稱鴻篇巨制。其中有關農學醫學等的知識極為豐富,如他首次完整地確立了農歷二十四節氣,就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該書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家學說,融會貫通而成,是戰國至漢初黃老之學理論體系的代表作。《淮南子》語言如行云流水,文章富于變化,旁涉奇物異類鬼神靈怪,保存了很多神話傳說,如開天辟地共工怒觸不周山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頗有趣味。
我國許多傳統神話故事,因《淮南子》得以流傳,《淮南子》也因此成了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寶典。我們從中看到了古老的中華文明的智慧和力量,也看到了中華民族歷經上下五千年依然魅力不減的勃勃生機。
司馬遷(約公元前年前87年),字子長,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夏陽(今陜西韓城)人,著有《史記》《報任安書》《悲士不遇賦》等。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漢武帝時期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養的學者,司馬遷受他的影響較深。
司馬遷從0歲開始,就廣泛到各地游歷,為寫《史記》做準備,進行實地考察。他親自采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元封三年(前08年),繼父職任太史令,負責掌管國家圖書典籍天文歷算和文書檔案,得觀國家藏書,為治史提供了眾多的資料。
編寫一部史書是司馬談的愿望,他死前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后來由于為李陵辯解,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后,任中書充,發憤著書,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后稱《史記》。
司馬遷家族世為史官,雖富有才學,卻沒有政治地位。司馬遷替李陵辯解而遭受宮刑之辱,讓他感到世態的炎涼友道的味苦世俗的趨利忘義。這件事使他體味最深的是王法的苛薄君王的無情獄吏的殘暴。李陵之禍對司馬遷個人來說是一場悲劇,而對《史記》的創作卻是一個動力和新的起點。
《史記》是對我國有史以來的歷史文化進行的一次系統的整理和總結,它體大思深,俯仰古今,無所不包,可稱為一部組織嚴密內容宏富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它既是優秀的歷史著作,也是生動的文學作品。它在人物塑造情節和場面的安排以及語言的運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風格雄渾奇偉,行文有感情,有氣勢,體現了西漢鼎盛時期的文風。《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傳文學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對于魏晉小說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戲曲,都有很大影響,成為中國文學重要的源頭活水。它為后代的傳記文學樹立了光輝典范,成為后代散文家學習寫作的圭臬。它直接影響了我國古代小說的形式和表現手法,也成為后代戲曲小說取材的淵藪。
揚雄(公元前年公元8年),一作“楊雄”,字子云,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人,學者辭賦家。
揚雄少時好學,“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后來經過同鄉楊莊的推薦,受到成帝的召見,并拜為黃門侍郎,也就此進入了官僚“預科班”。
然而,在這個“預科班”里,他卻幾乎成了個畢不了業的“留級生”,除了做過十年中散大夫外,0年間未徙官!而皇帝召他的主要目的,也只不過是看中了他的文采,要他應命制作,就像徘優弄臣一樣,討個歡心罷了。好在他自己也沒有做官的意思,只希望領一份穩定的工資,以解溫飽問題。
于是,皇帝下令永不奪俸,讓他終身享受政府津貼,還特許在國家檔案館(石室金柜)看書。正是有了這些條件,他才能夠創作出可與司馬相如比肩的漢賦,同時模擬《易經》作出《太玄》,模擬《論語》作出《法言》等,以及編寫出了語言學著作《方言》(研究西漢語言的重要資料),成為既是文學家思想家又是語言學家的一代大儒。
揚雄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是一個好學深思,同時又有高尚修養的儒者。而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師嚴君平。嚴君平博學德高,隱于市井,“專精《大易》,沉于《老》《莊》”,是一位民間的道學高人。
除了老師之外,揚雄還有一門遠親林間翁孺,通明訓詁,尤曉異代方言,揚雄師從他學文字語言之學,為后來成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學家,奠定了基礎。
揚雄和司馬相如是同鄉,并深深仰慕他,連作賦的文風也是從他那里摹仿來的,他說:“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司馬相如是瀟灑的,官做得不爽就回家,因為他老婆的娘家有錢,物質基礎比較雄厚,精神追求自然就會成為生活的主要方面。而揚雄就沒這么好的運氣了,一個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沒有一份穩定而且豐厚的收入顯然是瀟灑不起來的。
揚雄早期以辭賦聞名,晚年對辭賦的看法卻有所轉變。他評論辭賦創作是欲諷反勸,認為作賦乃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另外還提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看法,把楚辭和漢賦的優劣得失區別開來。揚雄關于賦的評論,對賦的發展和后世對賦的評價有一定影響。
《甘泉》《羽獵》諸賦,是揚雄模仿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而寫的,其內容為鋪寫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獵之盛,結尾兼寓諷諫之意。其用辭構思,亦華麗壯闊,與司馬相如賦相類,所以后世有“揚馬”之稱。揚雄賦寫得比較有特點的是他自述情懷的幾篇作品,如《解嘲》《逐貧賦》和《酒箴》等。《解嘲》寫他不愿趨炎附勢去作官,而自甘淡泊來寫他的《太玄》。
揚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諫不受單于朝書》便是一篇優秀的政論文,筆力勁練,語言樸茂,氣勢流暢,說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論語》,在文學技巧上繼承了先秦諸子的一些優點,語約義豐,對唐代古文家發生過積極影響,如韓愈“所敬者,司馬遷揚雄”。此外,他是“連珠體”的創立人,自他之后,繼作者甚多。
班固(約9年),東漢史學家文學家。他從小就很聰明,文采出眾。9歲能誦讀詩賦,歲時得到當時學者王充的賞識,建武二十三年(7年)前后入洛陽太學,博覽群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
明帝時,班固曾任蘭臺令史。章帝時,班固職位很低,先任郎官。自班固遷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帝的重視,多次被章帝召入宮廷侍讀。章帝出巡,班固常隨侍左右,奉獻他創作的賦頌。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發表意見,與公卿大臣辯論。他先后參加對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論議,成為章帝的侍從和顧問。
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為玄武司馬。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將軍竇憲遠征匈奴,班固被任命為中護軍隨行,參與謀議,主持筆墨之事。竇憲大敗北單于,登上燕然山(今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的杭愛山),由班固撰寫了著名的燕然山銘文,刻石記功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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