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一種現象的因果關系，先要曉得它的“事實”。考究人類社會已往的事實的東西很多，譬如（一）人類之遺骸，（二）古物（無論工藝品、美術品、建筑物），（三）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等都是。記載往事的書籍，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然而最完全最正確的，究竟要推書籍。所以研究歷史，仍得以“史籍”為中心。

    我們中國的史籍，究竟怎樣？我且舉兩種史籍分類的法子，以見其大概。一種是清朝的《四庫書目》，這是舊時候“目錄之學”中最后的分類。

    一種是近人所撰的《新史學》，略參些新科學思想的（見《新民叢報》和《飲冰室文集》）。

    第二編年（《資治通鑒》等是也）

    以上兩種分法，都不十分正確，現在且別評論它（要知道歷史書分類的法子，可以自己把“目錄之學”的書參考。其中應該先看的，是《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庫書目》四種）。我以為歷史的書，從內容上分起來，不過（一）記載，（二）注釋，（三）批評，三種（考訂大抵屬于注釋，也有因此而下批評的）。其中又以記載為主，必須有了記載，批評注釋兩種，才有所附麗，其間有主從的關系。

    歷史書所記載的事實，從前的人，把它分做（一）治亂興亡，（二）典章制度，兩大類（參看《文獻通考》序。這兩個名詞，不甚妥當，但是一時沒有適當的名詞，姑且沿用之，我以為前一類可稱為“動的史實”，后一類可稱為“靜的史實”）。正史中的“紀”、“傳”，是記前一類事實的；“志”是記后一類事實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圖減省；所以正史可稱為“紀傳表志體”。各種歷史，要算這一種的體例，最為完全（所以從前把它立于學官，算做正史）。編年和紀事本末，是專記前一類的事實。政書是專記后一類的事實。從研究上說，編年體最便于“通覽一時代的大勢”；紀事本末體，最便于“鉤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類的事實，尤貴乎“觀其會通”；所以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這四種書在研究上都是最緊要的：因其都能“網羅完備”，而且都有一個“條理系統”。其余的書，只記一部分的事實（或者是許多零碎的事實），只可稱為“未經編纂的史材”，專門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初學暫可從緩。我們中國是個文明開化極早之國，歷史一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其余各種材料，卻也不少（譬如鐘鼎碑刻和其余各種古器物，都有合于前說的古物一類。各地方特別的風俗，特別的方言，都有合于前說的風俗習慣、典章制度一類）；可惜科學不甚發達，沒有能夠將之嚴密整理罷了。這就是今后學者的責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