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世紀的世界文學里，沒有哪一部小說像《金瓶梅》。它的質量可以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或者紫式部的《源氏物語》相比，但那些小說沒有一部像《金瓶梅》這樣具有現代意義上的人情味。在不同版本所帶來的巨大差異方面，《金瓶梅》也極為獨特：雖然繡像本和詞話本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經進入現代的明清中國出版市場所造成的，但這種差異對于我們思考文本本身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許，我們只有在一個后現代的文化語境里，才能充分了解這種差異。作者已經死了，我們不能夠、也沒有必要追尋“原本”。正因為這部小說如此強有力，如此令人不安，它才會被引入不同的方向。 我們現有的材料，不足以使我們斷定到底哪個才是“原本”：到底是詞話本，是繡像本，還是已經佚失的手抄本。學者們可以為此進行爭論，但是沒有一種論點可以說服所有的人。這種不確定性其實是可以給人帶來自由的：它使得我們可以停止追問哪一個版本才是真正的《金瓶梅》，而開始詢問到底是什么因素形成了我們現有的兩個版本。顯而易見，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小說，它經歷了種種變化，是為了追尋一個可以包容它的真理。詞話本訴諸“共同價值”，在不斷重復的對于道德判斷的肯定里面找到了它的真理。繡像本一方面基本上接受了一般社會道德價值判斷的框架，另一方面卻還在追求更多的東西：它的敘事結構指向一種佛教的精神，而這種佛教精神成為書中所有欲望、所有小小的鉤心斗角，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痛苦掙扎的大背景。西方文化傳統中所常說的“七宗罪”，在《金瓶梅》中樣樣俱全，但是歸根結底它們是可哀的罪孽，從來沒有達到絕對邪惡的輝煌高度，只不過是富有激情的，充滿癡迷的。 秋水的論《金瓶梅》，要我們讀者看到繡像本的慈悲。與其說這是一種屬于道德教誨的慈悲，毋寧說這是一種屬于文學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墮落的角色，也被賦予了一種詩意的人情；沒有一個角色具備非人的完美，給我們提供絕對判斷的標準。我們還是會對書中的人物做出道德判斷——這部小說要求我們做出判斷——但是我們的無情判斷常常會被人性的單純閃現而軟化，這些人性閃現的瞬間迫使我們超越了判斷，走向一種處于慈悲之邊緣的同情。 關于“長篇小說”（novel）是什么，有很多可能的答案，我不希望下面的答案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詮釋。不過，我要說，在《金瓶梅》里，我們會看到對于俄國批評家巴赫汀聲稱長篇小說乃“眾聲喧嘩”這一理論的宗教變奏（同時，《金瓶梅》的敘事也具有巴赫汀本來意義上的“眾聲喧嘩”性質）。小說內部存在著說教式的道德評判，這樣的價值觀念從來沒有被拋棄過，但是巴赫汀的“眾聲喧嘩”理論意味著不同的話語、不同的價值可以同時并存，最終也不相互調和。這部小說以太多不同的話語誘惑我們，使得我們很難只采取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只有迂腐的道學先生，在讀到書中一些最精彩的性愛描寫時，才會感到純粹合乎道德的厭惡。在一個更深刻的層次，小說對人物的刻畫是如此細致入微，使讀者往往情不自禁地產生單純的道德判斷所無法容納的同情。 秋水常常強調說，《金瓶梅》里面的人物是“成年人”，和《紅樓夢》的世界十分不同：在紅樓世界里，“好”的角色都還不是成人，而成年不是意味著腐敗墮落，就是意味著像元春那樣近乎非人和超人的權力。《紅樓夢》盡管有很多半好半壞、明暗相間的人物，但是它自有一個清楚的道德秩序，把毫不含糊的善良與毫不含糊的邪惡一分為二。也許因為《金瓶梅》里沒有一個人是百分之百的善良或天真的，作者要求我們理解和欣賞一個處在某個特定時刻的人，即使在我們批評的時候，也能夠感到同情。《金瓶梅》所給予我們的，是《紅樓夢》所拒絕給予我們的寬容的人性。如果讀者偏愛《紅樓夢》，那么也許是出于對純潔的無情的追求，而這種對純潔干凈的欲望最終是缺乏慈悲的。服飾華美的賈寶玉盡可以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斗篷，瀟灑地告別人世間；但是我們也盡可以在一百二十回之外多想象幾回——也許會有一位高僧囑咐寶玉回首往事，讓他看清楚：他的永遠和女孩子們相關的敏感對于任何度過了少年期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同情。 把《金瓶梅》稱為一部宗教文本聽起來大概有些奇怪。不過，繡像本《金瓶梅》的確是一部具有宗教精神的著作。與《紅樓夢》無情的自信相比，《金瓶梅》永遠地誘惑著我們，卻又永遠地失敗著。我們既置身于這個世界，又感到十分疏遠，直到最后我們能夠在不贊成的同時原諒和寬容。我們可以痛快地原諒，正因為我們變成了同謀，被充滿樂趣的前景和小小的、聰明的勝利所引誘著。 我們可以把《金瓶梅》視為這樣的一部書：它是對于所有使得一個文化感到不安的因素所作的解讀。我們可以把《紅樓夢》視為這樣的一部書：它是對于《金瓶梅》的重寫，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念，解決那些令人不安的問題。西門慶和賈寶玉，到底相距有多遠？ “不肖子”的寓言總是在這兒的：我們往往傾向于原諒一個大罪人，而不肯原諒一個小罪人。這里有一個緣故。我們和西門慶、潘金蓮，比起和賈寶玉、林黛玉，其實離得更近——如果不是在行為上，那么就是在心理上。繡像本《金瓶梅》給我們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寬容。但這樣的慈悲是不夠的：它必須被那些幾乎毫無瑕疵的、只在少年時代才可信的角色所代替，于是，在《金瓶梅》之后，我們有了《紅樓夢》。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