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情況來看，無論歷史上發(fā)生了什么，總會因為群體的以訛傳訛而變得眾說紛紜。當歷史傳承到需要記載下來的那一刻時，早已喪失了它的本來面貌，我們只能把史學著作當作純粹想象的產(chǎn)物。它們是對觀察有誤的事實所做的無根據(jù)的記述，并且混雜著作者對思考結果的解釋。那些被記載進史書，業(yè)已成為史實的歷史事件，也未必是有價值的產(chǎn)物。而那些皓首窮經(jīng)的所謂智者，也遠非像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秉筆直書。寫這樣的東西完全是在虛度光陰。假如歷史沒有給我們留下文學、藝術和不朽之作，我們對以往時代的真相便一無所知。

    那些在人類歷史上發(fā)揮過重大作用的偉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釋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們擁有一句真實的記錄嗎？極可能一句也沒有。所有能夠打動群眾的，能夠在群眾范圍內(nèi)得以流傳并保留下來的，只是這些偉人在神話中的形象。實事求是地說，他們的真實生平對我們來說無關緊要。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的偉人在大眾神話中呈現(xiàn)出什么形象。我們要的是能打動我們心靈的神話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實英雄。于是，關于他們的謊言被一再編造，直到和我們今日所知的形象毫無出入為止。

    前文說過群體通常是以形象來思維的，這就使得群體的想象力超乎尋常。

    這些神話雖然被清楚地記錄在書中，它們本身卻沒有什么穩(wěn)定性可言。

    隨著時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種族的緣故，群體想象力在不斷地改變著它們。比如在《圣經(jīng)》的《舊約全書》中，耶和華是一尊嗜血好殺的神，隨著時間推移，在《新約全書》中出現(xiàn)的上帝，已經(jīng)變成了一位博愛仁慈的天父。

    我們在前面說過，種族的基本特點決定著群體的無意識。佛教誕生于印度，昌盛于中國，假如我們將印度人尊奉的佛祖與中國人信奉的佛祖相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這兩者并無太多的共同之處。

    群體的想象力會改變一切，不論這件事是真實還是虛構。正因為這樣，歷史才會最大限度地背離它的真相，呈現(xiàn)出光怪陸離的面貌。

    英雄的神話因群體的想象力而改變，使英雄離我們而去，也無須多長的時間。轉變有時就發(fā)生在幾年之內(nèi)。我們在自己這個時代便看到，歷史上最了不起的偉人之一的神話，在不到五十年里就改變了好幾次。

    拿破侖是歷史上了不起的偉人之一，在法國人身處波旁王朝的統(tǒng)治之下時，這位年齡尚輕的軍人，成為田園派和自由主義的慈善家，一個社會底層人士的朋友。在詩人眼里，他是長期留存在鄉(xiāng)村人民的記憶之中的好人。三十年后，這個和藹可親的英雄卻變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奪權力后毀滅了自由，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征服欲，便讓300萬將士命喪黃泉。

    事態(tài)并沒有停止，在法國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戰(zhàn)爭失敗之后，便開始嘗試著回憶往昔的輝煌，懷念拿破侖曾經(jīng)的赫赫戰(zhàn)功，這個神話再次發(fā)生了變化。

    還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在16世紀的那不勒斯，一個叫馬薩尼羅的漁夫被暴亂者推上了皇帝的寶座，這個渾蛋胡作非為，殘暴無比，后來被如同瘋狗一樣打死在路上，被割去頭的尸體則扔在泥塘里泡了幾個小時，最后被拋進了護城河里。

    第二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群眾對他的情感似乎完全顛倒了過來。無數(shù)人舉著火炬尋找到他的尸體，給他重新披上皇袍，隆重地葬于教堂。有上萬名武裝軍人和百姓參加了葬禮。即使是那被眾人撕成了碎片的衣服，也被當成圣物珍藏起來，他的房門也被拆成碎塊，制成了各種紀念品。破舊的家具突然身價暴增，連他走過的泥土也成為制作護身符的原料。

    不難想象，數(shù)千年之后，未來的博學之士面對這些矛盾百出的記載，也許會對是否真有過這位英雄表示懷疑，正像現(xiàn)在有些人懷疑釋迦牟尼一樣。從他身上，他們只會看到一個光彩照人的神話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傳奇的演變。對這種缺乏確定性的情況，他們無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為和今天的我們相比，他們更明白群體的特點和心理。他們知道，除了神話之外，歷史沒有多少保存其他記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