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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自太祖立鼎，起初科道官員尚能積極完成其職責，但到了前明中期，吏治敗壞，朝臣們結黨營私，先后掀起一波波激烈的斗爭。掌握諫言、參劾大權的科道官員常常成為黨爭拉攏的對象，以實現黨同伐異、攻擊政敵的目的。這種以敵人之是為非、以敵人之非為是的作風，很明顯會讓皇帝真偽莫辨，讓政治信息失真、失靈，上下壅蔽的現象就會危害朝廷的統治。

    明朝中后期，科道官員的行政職能、職業操守都發生了質的變化，

    所以在馬士英所治的《前明國史》中明確地指出：前明亡于黨爭！

    現在的皇帝還是姓朱，將來皇帝還是姓朱，不可能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臉面，把責任推到奸臣的頭上，從而干干凈凈地把皇帝洗白。

    既有奸黨，那么從屬于奸黨的科道官員充當了馬前卒，經常成為黨爭的急先鋒，其破壞力不容小覷。

    新明既立，顏常武來了個一刀切，將“風聞奏事”給收了回來，科道官員還存在，但沒有那種告人不負責任的權利。

    他是海賊行強權，文官們雖有不滿，但無人敢反他。

    如此一來，科道官員的權利大縮水，帶來了業務官員如六部官員、地方官員的威權上升，官員貪贓枉法，憑勢欺人的事件漸多，民間怨氣有所抬頭，而執政的監國公主魄力不足，對于這樣的情形控制不力，漸漸力不從心。

    比方說，新明十年七月，兵部準備派遣兵部郎中趙新華前往北海，料理凱旋官兵夫船事務，朱真真接報后專門發布上諭，囑咐這些人不要借機勒索地方、欺壓百姓，尤其告誡中央官員不要和地方官員沆瀣一氣。

    然而她也知道雖然三令五申要嚴懲不貸，可苦于無人舉報彈劾，有法難施。

    御史本來應該對這種事上奏，可是問題在于“此等事，科道雖有風聞，因無實據，未便題參。地方督撫，又以官兵勞苦，不想得罪中央官員，不行劾奏，以致如此”。

    朝廷既希望科道能夠彈劾不法，又不愿他們風聞奏事，也就是說通過如何科道獲得足夠準確的信息，對于新明的統治者來說仍然是個很矛盾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朱真真除了再次強調要嚴懲不貸外，似乎別無他法。

    之前還算好，待到皇太孫主持朝政，朝議洶涌，借機要求他恢復科道官員“風聞奏事”的權利！

    ……

    聽朱和坪述說他的苦惱，顏琨冷笑道：“這是反攻清算，必不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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