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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秋之時，所謂國有六職：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織婦。

    在官營手工業為主流的時代，私營手工業者很少，管理起來也很容易。

    想要做什么手工業品，直接由官營的工商食官負責。從車輪弓箭到銅錫武器、乃至奢侈玉器玻璃珠水晶杯，都有專門的匠人負責制造。

    只是隨著這種制度逐漸解體，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在大城市出現了不少的私營手工業者。

    適的哥哥就屬于典型的私營手工業，不受直接管轄，但還需要繳納各種賦稅。沒有授田權，原本也沒有從軍權，但從幾十年前戰爭規模擴大后，手工業者也需要服軍役了。

    這對各國的施政者是個很大的考驗，舊時代的制度無法照搬，新時代的制度還未完善。管理和稅收，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城市城市，有城有市。

    城未必是城市，尤其是春秋時代的城市，就是依靠吸走附近周邊井田村社上的農產品發展出來的，將社會剩余財富集中于城市。

    手工業者的出現，各國的道路建設，貨幣出現和剩余產品交換，讓城市終于從專職的統治城堡變為了真正的城市。

    但隨之而來的新問題也出現了。手工業有利可圖的時候，大量的人“變業”，從農夫變為了手工業者和商人。

    這個問題在五霸之時，就已經出現，所以各國才希望“父子相繼、世代從業”。

    一方面因為戰爭需要大量的農夫。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私營手工業者不是很好管理。稅收、軍賦、軍役、勞役，都不如被困在土地上的農夫管起來容易。

    管理自耕農和手工業者需要更多官吏和更高的執政水平，管理授田制農夫則不需要那么高的水平和那么多官吏。

    宋國沒有那樣全面管理的才能，因而對各種手工業者收貨幣稅的同時，又收以實物軍賦。

    譬如一個制輪的木匠，每年可能需要繳納一個車輪；一個制皮的皮匠，每年可能需要繳納一部分甲皮。

    這都是為了戰爭需要，是賦不是稅。必要的時候還會征召這些人專門制作。

    這不是全面的稅賦，只是專業賦，因而也難以促進商品交換的發展。

    當年管仲在齊國的政策是對富商貴族征實物賦，譬如手中握著百張債券的必須繳納一輛馬車，這樣一來富商貴族不可能自己去做，而是會去買。既增加了軍賦，又促進了手工業發展，也可以促進市場繁榮和商品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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