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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仲登嘆道：“以國運相賭，非智者所為。”

    俾斯麥絕不接受這種評價，他反唇相譏：“以您這種看法，那么拿破侖陛下，甚至古代的凱撒大帝，或者西方任何有作為的君王，都可算得上是殘暴了。您這是偏見，那您如何評價貴國的偉大帝王呢？對了，誰知道中國有那些偉大帝國？”

    說完俾斯麥拉過荷蘭領事：“您不是看過許多中國書籍嗎，請您說幾個中國的帝王？”

    荷蘭領事賣弄道：“秦始皇如何？這是首次統一中國全境的帝王。還有漢武帝，他是驅逐了強大匈奴的中國偉大皇帝！”

    俾斯麥點點頭：“很好。那么你們中國人如何評價這兩位皇帝呢？總不能也是殘暴的君王吧？”

    喬仲登點點頭：“沒錯。秦始皇是非常殘暴的，統一天下的功績歸功績。但連年征戰，不顧惜民力。肆意征調百姓，修筑長城、陵墓、宮殿、河渠和道路，讓天下百姓苦秦久已，所以始皇一死，天下大亂！百姓皆言殘暴。漢武帝，史書早有定論，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禍！”

    俾斯麥驚嘆了，半晌才對其他人道：“你們能夠理解中國將他們統一國家的君王和驅逐了恐怖的匈奴人的君王，做出這種惡劣評價的觀念嗎？”

    所有人都有些不可思議，兩種不同的文化觀念，在這個酒會上體現的淋漓盡致，而且誰都不服誰。

    但俾斯麥卻開始深思，他從跟中國領事混亂的對話中抽絲剝繭，體會出了一種精神，那就是民本位精神，中國人的評價體系是建立在最基層的民眾身上，不管君王的宏圖大志，不管他們的歷史貢獻，只要他們讓民眾過的艱辛，他們就絕不是什么好皇帝。

    不過俾斯麥并不認同這種評價體系，他認為這個時代，是一個強權時代，這個時代已經持續了幾百年，哪國愿意為了他們國家的民眾而放棄武力，那么這個國家就會滅亡。至于中國人，他們的幸運，也許是他們早就度過了這個難熬的時代。俾斯麥后來研究中國的戰國，十分感觸，將歐洲的現狀，評價為中國的戰國時代。

    履職之后，俾斯麥并沒有沉溺于各種社交活動，而是開始進入仔細的工作之中。

    他也沒有一直留在莫斯科，而是有時間就去俄國各地周游。

    俄國的鐵路修建的不錯，比整個普魯士加起來都多，因為他們的國土實在是太廣大了，中國人修建了兩條大干線，從彼得堡到察里津（伏爾加格勒），從薩馬拉到基輔，剛好一縱一橫。但俄國人自己修建的鐵路更多，而且正是以莫斯科為中心的，這可能也是沙皇遷都道這里的用意之一，不單單是政治原因。

    莫斯科的位置就在東歐平原正中，這里是天然的鐵路樞紐，并沒有因為彼得堡之前是首都而放棄這里的鐵路建設。當然彼得堡的鐵路也相對發達，連接了跟塔林、里加等港口的線路。但莫斯科卻連接著大量的古老城市以及烏克蘭，形成了一個鐵路網。在俾斯麥看來，斯佩蘭斯基最大的貢獻，并不是什么農奴制改革，而是大力鼓勵鐵路建設。發放了大量授權，成立了大量鐵路公司。

    俾斯麥乘坐這些鐵路以個人旅行的名義走訪了俄國許多地方，重點是俄國跟中國接壤的邊境地區，他去幾座至今仍然被中國人控制的城市中進行了考察，甚至扮作商人，越過邊境去了中國那一側進行考察。

    俾斯麥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管俄國人簽不簽字，失去的土地是不可能要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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