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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寧遠的理解對于淚點片來說，眼淚就是最好的褒獎。以贏票房輸口碑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為例，它的成功之處在于對現代情感關系的提純精煉。

    為了引起更廣泛的共鳴，創作者甚至有意識的犧牲個性化，選擇更加激進的敘事套路。

    盡管自我犧牲，殉情等情節夸張懸浮，《比悲傷更悲傷》還是引發了觀眾的感懷。經過具有重復性、失真性的提純處理，電影徹底成為合格的消費品。

    這并非類型片的缺陷，其背后有著不可忽略的文化成因。那就是人們始終對愛情有著強烈的憧憬和期待，無論其現實是否存在。

    《前任3》則是典型的懷舊消費，閃回鏡頭和對其他電影的互文性參照，補償觀眾的情感缺失。內在肌理上，它是一種敘事策略，幫助完成片中人物的情感邏輯。

    外在影響上它是觀眾逃避當下壓力的一種溫情港灣，進而使他們產生話語認同。

    如果你還記得當年我們是如何批評青春疼痛作品的，應該清楚淚點片曾是“矯情”、“狗血”、“無病呻吟”的代名詞。

    但如今社會價值的加入，使它們有了更具抵抗力的內核，帶上一頂你很難批評我的保護帽。

    既有解決問題式的《我不是藥神》，也有警醒問題式的《少年的你》和《悲傷逆流成河》。《我不是藥神》由于焦點輿論，使得總理都親自做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快落實抗癌藥降價保供等相關措施。

    這種以一部電影之力促成社會民生改善與進步的作品，在國產電影史上屈指可數。

    顯然是對這種先鋒潮流的呼應，充分證明電影不應只是客觀世界的鏡像再現，更應成為將藝術創作和社會價值連接起來的橋梁。

    在現實主義的審視中，《我不是藥神》可以視作是反映慢粒白血病患者群體的一面鏡子。如思慧和丈夫離異后，不得不靠跳鋼管舞延續女兒的生命。

    黃毛彭浩生病后不想成為家人的累贅，選擇遠走他鄉；《后來的我們》則觸摸北漂的現實疼痛，群租房、中關村市場、過道擺地攤、擠公交地鐵等畫面，使觀眾產生鏡像式共鳴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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