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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油燈的照明亮度比不上鎢絲燈、白熾燈，僅能照亮面前有限的視野。

    不夠澄凈的暖黃色燈光中，余曉麗仍然穿著上午那身灰色中山裝，但沒戴紅軍帽，耳朵邊別著一只野雛菊發卡，手邊放著一本厚實的大書，坐在聶子航對面一邊翻閱資料，一邊艱難地書寫著什么。

    而放下筆的聶子航，卻在這時不由自主地笑了。

    燕京大學在建國初期出版的法語字典，他簡直不要太熟悉。

    2012年，聶子航于燕京大學就讀大二的時期，系教授曾在課堂上向他們介紹建國以來的翻譯演變歷史，并要求課后分別以建國初年的法語字典和現代法語字典為不同參照，翻譯兩份《包法利夫人》的第一章節。

    聶子航英、法雙語的深厚翻譯功底，也是在大學時期一步一個腳印打下的。

    余曉麗手中的文件，應當是一份法語專版的技術性指導文件，即便是倒著悄悄偷看，聶子航也能在數秒間獲取文件信息。

    這幾乎已經成為他的肌肉記憶，而同聲傳譯的要求要更高。

    不是數秒，而是瞬息。

    而余曉麗顯然不是法文翻譯的專業性人才，從她頻繁翻閱法語字典的生澀程度就能窺見一斑，更別說符合譯文的“信達雅”準則。

    不過，翻譯信達雅原則也不是萬能適用的。

    像技術性文章、科普性報刊、新聞談話等翻譯文件，以及一些交流峰會上的同聲傳譯，更需要符合實時、準確、無誤的基礎性要求。

    從業同聲傳譯近十年的聶子航，也在高強度的翻譯事業中形成了職業性強迫癥。

    他完全無法忍受翻譯上的明顯瑕疵，就像強迫癥患者無法忍受擺放桌球的時候不按顏色對齊一樣。

    于是，當“ligne”這個法語詞匯本該在文章中表意“對齊”，卻被余曉麗翻譯成“線段”的時候，聶子航終于忍受不住地開口提醒道：

    “同志，這里應該翻譯成‘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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