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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可前拿著一張《魯中社談》急急忙忙跑進湖邊涼亭，邊跑邊說：“中郎，來看看魯中社的這首詩。”
“魯中社？那群泰山夫子？”正在釣魚的袁宏道笑道。
魯中社作為山東內陸的詩社，創作主張比較落伍，大多數作品都跟著公安派的創作方法亦步亦趨，還學不像。其詩文水平在此時自詡詩壇中心的湖北文人眼里實在排不上號。
“是建陽的詞，建陽在遼東寫的詞，”曾可前感嘆道：“正是讀之令人寒毛倒豎，其詞不在宋人之下。”
袁宏道好詼諧，本來就伸手要接報紙，聽說是王文龍寫的詩，臉上好奇之色更濃，連忙翻開報紙，“建陽又寫詩了？那我可得看看。”
只能說呼仁道和錢世好對于王文龍的詞評價還是太低了，他們以為將王文龍的詞拿到魯中詩色去一番分析就能將此詩的內容挖盡，但事實是這就像在二十世紀初把一篇最先鋒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交給一個二流的省級文學社分析，根本分析不透啊！
魯中社的人越討論越發現這活兒不是他們獨自能干的，索性將詩詞刊出，以待有為之士。
《魯中社談》是魯中社的地方刊物，之所以寄到湖北，乃因為此時湖北公安乃是此海內詩壇牛耳，全天下的詩文報紙國辦會給公安寄來一份，希望和公安派搞好關系，如果哪首詩詞受到公安派的點評稱贊，那便極有面子。魯中社看不透的詞，自然也要送到公安來。
袁宏道找到相應版面。
他就見記載《長相思》的報紙內容屬于一篇時事小文，文章前面有一大段文言文的描述比王文龍的詞還要長，簡單介紹了王文龍的成就與幾篇詩詞作品，接著描述王文龍在金山衛儒學作詞的經過，一直到文章的最末尾才刊載了王文龍的《長相思山一程》。
“好詞，李后主復生了！”袁宏道讀完一遍就忍不住贊美，“雖是宋詞，亦不能達此境地。”
納蘭容若的詞在文學手法上屬于清代“性靈派”，在詩詞內容上則是獨樹一幟的婉約風，不俗不媚，在后世就是被人比之于李后主的。
詩詞上將一個作者比之李煜從來沒有貶低之意，因為李后主對于詞作的貢獻實在太大了。
袁宏道回到湖北公安標識著“性靈派”從京城退出，“性靈派”主場移回湖北后詩詞的內容已經越發轉向山水田園詩。
此時現實中文人表達自己情緒的意愿越發強烈，而山水田園詩顯然不利于寫情，這只會將“公安派”推向末路，袁宏道也試圖發動新的詩詞改革，他提出山水田園詩應該宗陶淵明為典范，學習陶淵明寫景明志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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