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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湟也是點頭認同：“老朽所見蒙書之中，建陽此本該是最佳?！?br>
    　　怪不得兩人的評價如此高，因為這本《語文》的編寫目的就是為了掃盲，一切編排都從能夠最快速教會文盲寫字出發。

    　　而同樣在此時作為開蒙書籍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卻都還想著在教會小孩子讀書寫字之外，教他們一些基礎的儒家理論或是常用知識。

    　　教的內容越雜，學生自然學的越慢。而且教材的編纂遠不僅僅這點門道，《生活中的讀與寫》這本掃盲教材在科學性上是帶著時代碾壓的能力的，在后世只是掃盲班一周上個一兩節課，剩下時間讓學生自學，都能保證一個學生在一年內用課余時間學會讀書寫字，放在這年代，這是連私塾先生專心教導都到不了的速度。

    　　哪怕這年代的文化產品傳播速度極慢，王文龍的這本《語文》一旦獲得推廣，即使要用幾十年，到時候江南百姓的識字率恐怕也能直接追上用拼音文字的歐洲。要知道拼音文字學起來可是比漢字要簡單的多。

    　　掃盲的意義遠不僅僅是教會文盲群體謀生的手段，一個社會的識字率上升，必然伴隨著更快的資訊傳播速度，更快的商品交易速度，更強大的市民階級。

    　　長遠來看，這甚至可以影響整個大明國運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