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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遷到焦這些中國古代的史官認為好的寫史人應該是“君舉必書”，最佳狀態應該就像《禮記》之中記載的一樣，皇帝身邊要有左右兩個史官，左右史把皇帝圍著，皇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皇上說句話打個屁都要史有明載，有這樣秉筆直書的史官，皇帝也就不敢胡亂做事。

    　　然而歷史上哪有皇帝真愿意整天被人監視？

    　　不光很多事情不讓記，而且每一任皇帝都會自我稱長、掩惡揚善，會故意讓史官編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內容。

    　　而在焦這種史家看來，這時就必須要有“直書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權對抗。

    　　在這種對抗之中，對于歷史的褒貶權力其實乃是史官們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殺我，但是我可以在史書之中罵皇帝，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寶了。

    　　王文龍所推崇的歷史研究方式固然可以更好地研究歷史，但是卻不利于史官進行戰斗。

    　　而在王文龍看來焦所推崇的這種史官思想只適合于春秋時代的小國，那時的諸侯權力不大，如果全天下包括其他諸侯國的人都罵他，還真能形成點輿論壓力。

    　　而到了這個時代生產力早就不同了，別說大明，就是歐洲那些小國家都已經不怕什么輿論攻擊，萬歷皇帝連天下共同上書都不怕，史官想要憑借自己支筆跟皇權戰斗實在是想太多，還不如把歷史觀趕快科學化，以方便進行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