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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社的幾個委員對視一眼，各自舉手投票。
最終居然有一半以上人覺得應該要把設計和制造方法直接詳細寫到報刊雜志上向所有百姓公示。
王文龍心中也只能感慨，古代的知識分子和后世人的想法真是不一樣。
在這年代將自己所學的知識寫成書籍，是許多知識分子的畢生所愿。
這并不是純粹因為無私精神，而是儒家倡導的“立德立行立言”三不朽，把自己的思想萬世傳揚下去，讓后人都記得自己的功績，這就是“立言”的一部分。
儒家的思想還是有很先進的地方，就比如他通過這些理論，直接將個人的追求和社會利益綁定在一起，始終倡導個人的價值是在對全社會的奉獻之中體現的。
但是這也直接使得透著保護私利思想的版權保護難以提出。
民間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只能通過“教會徒弟餓死師父”這種行會性質的方法進行。
而朝廷雖然對作品版權進行審查，但主要是為了防止禁書流行，作者保護自己的版權，雖是為了利益，對外卻只能說是為了防止“竄首易尾，增損音義”，不敢直接談個“利”字。
歷史上中原王朝第一部具有版權保護意義的成文法是《大清著作權律》，這法律出來時已經是清朝末年，過不到一年大清就亡了。
而歐洲人最早的版權法，英國的《安娜法令》距今一百年后就會出臺。
王文龍雖然不能直接改變這年代人的思想，但是在這件事上他卻必須要態度鮮明，拿出制幣機就是為了能夠讓物理社掙錢，把版權開放了，物理社能得到的利潤會大大減少，那不是白拿了？
王文龍直接看向沈泰鴻說道：“云將兄，我以為制幣機和物理設研究出的科學理論是不同的。就請云將想想，別人知道了科學理論是要用來做什么？知道了制幣機的設計又是要用來做什么？”
“這……有什么不同？”沈泰鴻還沒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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