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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壽寧縣一番講學居然馬上被寫成文章轉過兩天就發表了。

    　　《倉山詩叢全文引用了程九言的文章并且附上曹學佺的評語，一經面世，便引起福州儒學大討論。

    　　王文龍在講學之中的論點和論據已經足夠讓人耳目一新，更讓福州儒生們感到新奇的則是王文龍所使用的考據學派的研究方式。

    　　古代社會的思想也是伴隨著生產力不斷變化的，宋代的程朱理學根本不需要到工業時代，只是到明代許多內容其實就已經不合時宜。

    　　此時許多人都想要將理學思想給推翻，或至少在其中找出一條新路，陽明心學的備受追捧廣義上來說也是這個嘗試的一部分。

    　　但是陽明心學并沒有足夠能力挑戰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推出不到百年就已經漸漸被邊緣化。

    

　　要直到后世清代的考據學風出現，儒門中人材找到一種挑戰理學統治地位的真正殺招。

    　　理學以完善道德為口號，想要從道德層面與之對抗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考據學者所找出對抗理學的路子則是考古。

    　　理學自稱完美無缺，但朱熹畢竟不是全才，他對于儒家經典的許多解釋都有誤讀，考據學者對于古代思想的研究越深入，很快就能發現朱熹等人解釋儒家經典時產生的諸多問題——你自己對于經典的解讀都錯誤百出，那還說什么教導天下呢？

    　　這一武器實在太過強悍，以至于后世考據學派等思想成熟之后只用了百多年時間就幾乎將理學打倒在地。

    　　而此時身處明末，由于思想界的繁榮，許多儒家學派已經對理學產生不滿，卻正苦于沒有工具可用，王文龍論證貞女問題之時所用的考據學方法，自然使人眼前一亮。

    　　許多學者這才意識到原來還有這樣的辦法可以挑戰那些道學家，一些人也開始嘗試埋首經典，想要就自己的觀點在經典之中找到論據。

    　　原本歷史之中的考據學派要到清乾隆和嘉慶年間才能盛行，因此有了乾嘉學派之名，但是在這個時空卻因為王文龍的發聲意外早了一百五六十年出現。

    　　王文龍后來也因此被稱為“考據學派鼻祖”。

    　　建寧地處閩浙交界，從海路陸路去浙江都很方便，王文龍關于女子問題的討論也傳到了三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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