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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承宗也是連連點頭，“之前看王建陽的《天演論》《葡史》兩書便為王生之文字擊節贊嘆，此文之雄辯滔滔更勝前書了。”
不管朝中對王文龍的文章議論如何，但是在孫承宗看來王文龍的文章的確是寫得好。
在孫承宗看來，這篇文章寫的好處不是在于辭藻上多么華麗、引用了多少典故，而是王文龍的思維足夠嚴謹，不會犯李三才那種胡亂攀扯的毛病。
而王文龍寫這篇文章之時自己也是動了感情，有那么厚重的歷史放在文字之中，哪怕他再是落筆樸實，言語之中未免也都帶上了磅礴之氣。
書齋之中讀書讀到頭腦昏沉的文人，或許覺得李三才的奏折才是寫的好，字字珠璣，聲淚俱下，但是對于孫承宗和房守士這種實際做過事情的人來說王文龍的文章勝過李三才花團錦簇的文字多少倍。
一下就讓孫承宗想起了當時讀《葡萄牙國史》的驚艷感覺
這也就是因為《國富論》這種書籍遠遠沒有《葡萄牙國史》引人注目所以流傳速度不快，到現在出了江浙地區大多數地方的讀書人都還沒聽過王文龍的這一本著作，否則若是孫承宗此時讀過《國富論》只怕對于王文龍的文字更加會印象深刻。
……
此時在京城之中早已經是討論的無比激烈。
眾人討論的矛盾聚焦在兩點：該不該對海商增加稅收？如果把收稅額度轉向海外商貿和發行船引皇帝是不是就要撤回太監了？
現在《旬報》編輯部里頭自己開設了小廚房，煎炒烹炸都能來得，不一會兒飯菜就上來了，伙食不錯，今天吃的是煎海魚、蚵仔湯、老酒蒸豬肉、地瓜干飯。
徐學聚一邊等待著王文龍思索一邊吃飯，他的吃相很有派，吃秋刀魚都要將骨頭唆溜干凈然后一根一根放在盤子里。
新一期的《旬報》即將發行，王文龍和眾編輯全都待在編輯部里加班——《旬報》已經成為這時代少有的需要定期加班的單位。
而對百姓造成的負擔遠勝于此，就比如說房守士擔任巡撫的山西，后世史學家計算山西稅監太監孫朝每年收稅至少在四萬五千兩，其中只上交給萬歷皇帝一萬六千兩，剩下的二萬多兩全部被他以及手下私吞。
再讓太監收個十幾年稅，王文龍的辦法一定越來越有吸引力。
這年頭的生產力太落后，稍上檔次的消費所動用的錢財不是后世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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