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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0章全民大討論，蘇良返京

    翌日，天剛蒙蒙亮。

    三司使王堯臣的奏疏便呈遞到了垂拱殿。

    昨晚，他看到蘇良那句“數(shù)日之賦，堪比足年”，激動得一晚上都沒睡好覺。

    不當(dāng)家不知柴米貴。

    自真宗皇帝封禪泰山、賞賜百官后，大宋的財政便開始捉襟見肘，出現(xiàn)了危機(jī)。

    當(dāng)下，大宋的財政收入主要有田賦、雜稅、專賣收入、商稅收入、官田收入等。

    宋的財政收入并不少。

    太宗期便歲入緡錢千六百余萬，兩倍于唐室。

    太宗之后，財政收入更是穩(wěn)步上升，至慶歷年間，財政綜合收入已然破億。

    但這種財政收入的與日俱增，并不是大宋強(qiáng)盛的征兆，而是對民間折變加征、橫征暴斂的結(jié)果。

    大宋，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

    軍費(fèi)、官吏俸祿、皇室費(fèi)用、祭祀、賞賜、歲幣等……

    每一樣，都讓三司不得不量入為出，精打細(xì)算。

    錢不夠，便變著方式從百姓手里摳，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摳不動了。

    而今，商貿(mào)之稅已與田賦同等重要。

    王堯臣聽到齊州這種促進(jìn)商貿(mào)繁榮的方式，自然甚是支持，此舉能為三司解燃眉之急。

    于是，他在奏疏中向趙禎請求：可在全宋范圍內(nèi)開展類似齊州的招商之法，令地方主官招商，促進(jìn)多州商貿(mào)發(fā)展。

    趙禎看過后，將奏疏放到一邊，拿起蘇良的奏疏又看了一遍。

    他也很心動。

    國之財力，代表的是皇帝的腰桿。

    若當(dāng)下國庫殷實(shí)，百姓安居樂業(yè)。

    趙禎也會生出開疆?dāng)U土、收復(fù)燕云的念頭。

    沒有一個皇帝不想著完成大統(tǒng)一，行祖宗未竟之事，博得千古圣君之名。

    但前提是，要有足夠的錢財支持。

    與此同時。

    夏竦、王拱辰等人也陸續(xù)上奏。

    他們稱蘇良的奏疏乃是齊州特例，其他州府若參照齊州，必然會造成內(nèi)亂。

    此外，他們認(rèn)為最嚴(yán)重的是，此舉令士大夫官員與銅臭為伍，逆圣人教化，應(yīng)當(dāng)立即叫停。

    若官員都為銅臭奔走，則天下再無良官清官。

    趙禎明白，這些其實(shí)都是場面話。

    這些官員真正在乎的，是此例一開，士大夫官員們的地位與尊榮將會迅速下降。

    就像一座酒店的大掌柜。

    本來坐在柜臺中悠哉悠哉地飲茶看賬，突然讓其肩頭掛抹布，去門口熱情迎客，還要彎腰擦桌子，臉面自然掛不住。

    一日間。

    趙禎便收到了三十多封奏疏。

    大多數(shù)京朝官們都站在了夏竦、王拱辰那方。

    這讓趙禎不由得想起范仲淹在新政時，限制官員磨勘升遷，抑制恩蔭制度時，官員們激憤的反對之聲。

    當(dāng)時，是在砸士大夫官員的飯碗。

    而今，則是讓士大夫官員們沒有那么輕松地吃這碗飯。

    趙禎突然有一種錯覺，其喃喃道：“朕怎么感覺變法似乎又開始了！”

    ……

    就在這時。

    王拱辰也寫了一篇文章，名為：《良官論》。

    此文的核心為：良官者，有知有德，不被銅臭所誤，愛民而非自賤。

    這篇文章，乃是為反駁歐陽修《官仆論》中所提的：官，民之仆也。

    王拱辰認(rèn)為，歐陽修是在恭維百姓，沽名釣譽(yù)，良官是百姓的父母官，而非牛馬。

    作為狀元，他的文章還是非常具有蠱惑性的。

    并且，他自掏腰包，命人抄寫了許多份散發(fā)在民間，引得百姓矚目。

    一時間，汴京城的全民大討論再次上演。

    有人認(rèn)為――

    官員俸祿皆來自百姓稅賦，理應(yīng)做民之仆，而非高高在上。

    齊州發(fā)生的“知州坐官道，通判守驛館”，實(shí)乃齊州百姓之幸事。

    也有人認(rèn)為――

    大宋向來提倡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官員是天下百姓的管理者，而非牛馬。

    歐陽修之言，實(shí)乃沽名釣譽(yù)，恭維百姓，而齊州之策，更是嘩眾取寵的小伎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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