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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帶跟臺下眾人科普一下伯希和的中國西域探索之旅。

    以及伯希和對東方學的研究。

    話題再次回到民國學者對邊境的研究問題上。

    “九一八事變后，曰本關于滿洲的研究興趣大大高漲，正是在這個時候，傅斯年專門寫了一部東北史綱。在這部書中，他卻專門駁斥日本學者滿蒙非中國論，他堅持用東北而不用滿洲，認為這是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很顯然，不僅討論東北或者滿洲，包括討論西藏、新疆、蒙古和朝鮮，中國和曰本學者思考立場和研究策略往往大相徑庭，這無疑告訴我們，文史研究尤其是歷史研究，不得不面對一個各自不同的學術策略與思想立場問題。”

    “實際上，早在傅斯年之前，就有學者關注這些問題，19世紀起國內逐漸對西北史地之學、蒙古歷史語言之學發生過關注，獲得了豐碩成就，并且促使中國傳統考據學向國際近代歷史學初步轉向。但是，真正對于中國周邊的近代性歷史地理研究，卻是稍后在歐洲和日本的東洋學，即所謂西域南海之學或滿蒙回藏鮮學的刺激下，才較明顯地發展起來的。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在那個時代，一些敏感的學者們開始參與到西北地理、遼金蒙元史、域外文獻的譯讀、中亞各種宗教研究等國際性的課題中。就連后來對滿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學界，在明治時代起步時，都不得不借重中國人如張穆、何秋濤、李文田的著作。從此，這個新領域的關注空間已經不僅僅是傳統的漢族中國，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謂的西域研究了。”

    “畢竟，在古代，所謂中國性首先是文化而非種族的。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里說：“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另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這里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諸夏是以農耕生活為基礎的城市國家之通稱，凡非農耕社會，又非城市國家，則不為諸夏而為夷狄。”

    錢穆先生從文化的重要性來論述中國的合理性。

    這是引用。

    也是蘇亦的過渡。

    不管寫論文還是演講，都要有自己的觀點。

    “說到，這里，那么我也想提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歐洲不同，中國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間是從中向邊緣彌漫開來的，即使不說三代，從秦漢時代起，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語言文字、倫理風俗和政治制度就開始把民族在這個空間中逐漸固定下來，這與歐洲認為民族原本就是人類歷史上晚近的新現象不同，因此，把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區分為兩個時代的理論，并不符合中國歷史，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意識觀念和國家生成歷史。”

    實際上，這也不是蘇亦自己的觀點。

    這是宅茲中國的原文。

    “從這點就可以論述曰本學者所謂的滿蒙回藏鮮之學，并不合理。這只是一些西方或者反華學者從地方性以及整體性來圍攻，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中國識相的“同一性”。”

    “我們不應該從民族國家中去拯救歷史，而是要在歷史中去理解民族國家，或者說，在中國歷史中去理解中國。那么咱們中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逐漸演變成為民族國家的呢？我覺得是從宋代。”

    嘩！

    這個說法。

    跨度太大了吧？

    前一分鐘還在介紹，曰本的滿蒙回藏鮮之學，下一秒就跳到了中國民族國家的起源？

    “大家或許覺得奇怪，為什么偏偏是宋代呢？”

    大家確實好奇。

    甚至有學生還在臺下嘀咕，蘇亦是不是在討好鄧廣銘先生。

    畢竟誰都知道鄧主任是宋史大佬，結果，你小子倒好，哪一個朝代都不說，就偏偏選擇宋代？

    宋代就那么特殊呢？

    所以，就算蘇亦提說出來，臺下也會有學生忍不住在提問。

    他們都在好奇。

    其實，這也不是蘇亦自己的說法。

    他只是借用葛兆光教授在宅茲中國里面關于民族國家宋代生成說的觀點。

    民族國家宋代生成說？

    這是啥意思呢？

    就是說。

    宋代便可以理所當然地被看作為代表中國的近世：自宋代以降，在越來越龐大的四夷的壓迫下，漢代中國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不斷遭遇挫折，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則應勢興起，從宋到清、中國在東方世界的國際關系已經形成。

    這個時候，葛兆光教授還以詩歌史為例。

    用辛棄疾、陸游的詩歌來舉列子。

    從宋代文人們詩詞中所表達的此種民族主義式的焦慮、緊張等情緒，在葛兆光教授看來，都呈現出一種歷史中國內的一個一般思想師姐，而這個新的思想世界，便標示了近世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

    這些列子，聽起來極為荒唐。

    然而，對照葛兆光教授的學術背景，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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