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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工商不同，雖然也需要合作，但更強調分工，不需要大家聚在一起，譬如有了蒸汽抽水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澆地，這些人，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文章作者認為：家國一體，王事等于國事，但國事的構成變了，工商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百姓們要為工商而忙碌。

    家國同構，國的結構沒變，依舊是君君臣臣，家的結構也沒變，依舊是父父子子，但是，既然國事的構成變了，強調分工及合作，那么家事的構成隨之而變，強調分工及合作，不是理所當然的么？

    這種時候，還強調家庭要同居共財（合作），拒絕別籍異財（分工），那就是不利王事，形如刻舟求劍。

    看到這里，徐文遠放下放大鏡，呆坐半響，再拿起報紙繼續看下去。

    他認為沒人可以挑戰家國同構的觀點，而現在，挑戰者確實沒有挑戰這一觀點，反倒是運用這個觀點，對細節給予新解。

    然后反推過來，論述國事變化，家事也得跟著變化。

    作者在文中對農桑和工商的生活狀態做了區分，進而闡述同居共財和別籍異財的特點。

    同居共財就是大家族聚居，子孫們一起生活務農，一起照顧祖父母父母，族人之間相互協助，一起對抗天災，這就是農桑時代的日常生活特點，總體而言強調合作。

    但是，如今工商大興，糧價布價持續走低，靠種地的收入，已經無法維持一個大家庭的開支，所以需要別籍異財，家族成員相互分工，適當合作，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長子（或嫡長子）長孫（或嫡長孫），留在家鄉，守著土地祠堂，守著祖父母父母生活，盡孝。

    其他成員，可以在家務農，也可以外出務工，乘著工商業大興的東風，在別處安家落戶，靠著務工所得，一樣能過上不錯的日子。

    再把一部分工錢匯回家鄉，讓父母過上好日子，吃得飽，穿得暖，這也是孝順。

    有了子女，可以送回家鄉讓父母幫忙照顧，既讓父母含飴弄孫，又解了自己后顧之憂，情親不斷。

    如今郵政發達，又有電報，親人之間的聯系方便許多，即便分居各地，也能相互照應。

    朝廷挖運河修鐵路開山辟石修官道，又清剿賊寇，保境安民，水陸交通越來越便利，越來越安全（相對），外出務工定居的家庭成員，逢年過節依舊可以很方便的回到家鄉。

    家人團聚共敘親情，族人們一起祭拜祖先，灑掃祖墳，祠堂香火不斷。

    家庭成員們即分工，又有合作，雖然別籍異財，但親情依舊，怎么能說家庭就此瓦解了？

    文章作者認為即便時局大變，但家庭依舊在，孝悌未曾變，兄弟族人間若關系好，分居各地一樣會相互幫忙，若關系不好，即便住在一起，除了終日橫眉冷對，又能好到哪里去？

    家事如此，國事亦如此，文武百官為天子牧守四方，若是忠心耿耿，即便身處邊疆也會忠于王事，若為鷹視狼顧之徒，身處京師天子腳下，也會興風作浪。

    作者舉例，三十多年前，大象二年，貴為國戚的楊逆身處京師卻謀朝篡位，同為國戚出鎮在外的蜀王（蜀國公）卻能力挽狂瀾。

    這個例子不正好說明，聚居還是分居，并不是區分忠孝與否的唯一標準？

    家國同構，國尚且因為住在一起的親人不孝（不忠）導致差點傾覆，家，難道就能避免么？

    徐文遠看完整篇文章，外面已是夜色深沉，他看看燒得只剩小半截的蠟燭，又看看手中的報紙，良久，長嘆一聲：果然是新解...

    對方的反擊，依舊重申家國同構，也沒有對忠孝一體進行辯論，只是讓讀者們認清楚一個事實：蒸汽機火輪船火車電報出現，一切都不一樣了。

    朝廷不可能放棄以蒸汽為動力的交通運輸，以及放棄各類新式機械，所以，需要大量的人離開土地離開家鄉，涌入大都會城池商埠，從事各類工商業活動。

    這樣的事實和發展趨勢，決定了一味強調同居共財已經不合時宜。

    想要維護同居共財反對別籍異財的人們，要么解決至少兩百多萬人的就業問題，維持日行千里的交通運輸能力，維持瞬息萬里的消息傳遞能力，要么..

    接受現實。

    因為交通便利，郵政電報發達，大家庭由同居變成別籍，不代表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就此消亡，孝悌依舊在，家庭成員之間，之前關系好的依舊關系好，之前關系疏遠的依舊關系疏遠。

    所以，民律出，忠孝亡的說法，是自己嚇自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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