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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溫考慮過這個問題，但當他仔細一研究，發現要立《民律》，比立《商律》困難多了。

    甚至比登天還難。

    原因很簡單，封建王朝的社會土壤，根本就不可能讓《民律》（民法）這種雜草長起來。

    如果要立《民律》，可以說要將整個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社會秩序甚至統治秩序掀翻，宇文溫覺得自己要是敢這么做，等同于在大朝會上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自己不是人，是猴。

    甚至只是放出立法的風聲，過不了多久，就會有諫官抬棺上朝死諫：皇帝發瘋，這么下去必然禮樂崩壞，不勸不行了！

    抬棺死諫這種事要是發生，等同于宇文溫被當眾打臉聲望驟跌，因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這種待遇。

    大象年間，天元皇帝宇文赟施政昏庸殘暴，就有鐵骨錚錚的樂運抬棺死諫，宇文溫可不想和宇文赟這鳥人享受同等待遇，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

    畢竟有句話說得好：領先時代半步是天才，領先一步就是瘋子。

    宇文溫明白，立《民律》一事難如登天，因為現實之中沒有《民律》存在的基礎，原因很復雜，但也能概括出幾個來：

    其一，儒家思想強調重義輕利，這種價值觀讓義和利對立起來，認為義高于利，認為獲取財富必須遵守倫理道德，甚至主張義可以取代利。

    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就愈發深入人心。

    無數人舍生取義的事跡被傳為美談，而在義面前，正人君子恥于談利，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人們的權利觀念極為淡薄。

    那么，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個人對私人利益和個人權利的主張。

    其二，古代有禮，禮和法結合成為禮法。

    禮法規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所包含的宗法，又規定了貴賤上下長幼有序等等，禮法存在于各個階層，社會是宗法社會。

    上至朝廷，下至村落，禮法（宗法）約束著民事行為。

    族人之間有利益糾紛，自然有宗法來調解；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糾紛，自然有宗族出頭；宗族和宗族之間有利益糾紛，要么是官府春秋決獄，要么就是宗族械斗。

    所以，在宗法社會，官府對于發生在民間的婚姻財產土地財物糾紛，可以通過鄉里鄉親宗族的干預予以平息，這讓地方官省了許多事，避免了許多訴訟。

    于是，官府強化宗法族規，讓宗族來處理這種糾紛，個人權益很難獲得律法保護，民法的生存空間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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