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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紫英不確定前世中明末所遭遇的小冰河時期帶來的極端天氣究竟是那幾年，但是他知道接連不斷的旱情應該是促成前世明末農(nóng)民大起義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山陜地區(qū)的旱情更是直接導致農(nóng)業(yè)歉收，本來就已經(jīng)饑寒交迫的農(nóng)民無路可走，只能扯旗造反大旗。

    大周不是大明，但是根據(jù)他這么多年的觀察，或許在朝廷的治理上大周比晚明似乎要更好一些，但是其內(nèi)部的各種矛盾卻依然激烈，尤其是明末不存在的皇家奪嫡在大周卻成了一個大問題，而看起來下層矛盾沒有那么激化，可像內(nèi)外的潛在威脅似乎更重，比如倭人、西南土司之亂和白蓮教的泛濫，這樣兩相抵消下來，馮紫英感覺大周的局面恐怕和晚明乃至明末局面還是相差無幾的。

    這種情形下，一旦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天災，像山陜那邊本來就因為地處邊地，要面對蒙古人的壓力，民間百姓更為困苦，災害來襲，官府賑濟應對不力，那么一旦因為民不聊生的民亂演變成造反，那一場類似于高迎祥、李自成和張獻忠那樣的農(nóng)民起義恐怕就會席卷整個北地。

    這種情形下，為了避免這種禍亂的爆發(fā)，或者難以避免，但是在有足夠填飽肚皮的糧食賑濟下，戰(zhàn)亂的程度也會被控制到最小，所以無論多么看重這種畝產(chǎn)比麥粟產(chǎn)量高得多的作物推廣，都是值得的。

    大同歷來就是缺糧之地，山西鎮(zhèn)和大同鎮(zhèn)兩鎮(zhèn)大軍數(shù)量多達二十萬人，每年單單是運入糧食的路途消耗就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如果能夠在邊墻內(nèi)外那些山地崗地上種植土豆、番薯這些作物，哪怕是做為輔食補充，也能極大的減輕兵部在后勤上的壓力，尤其是在遭遇旱災的情況下，這些能填飽肚皮的雜糧不知道要比草根樹皮乃至觀音土強到哪里去了。

    同樣的情況也可以在遼東實現(xiàn)，至于東番，如果番薯土豆能一定程度的種植開來，也可以大大減輕拓墾前期的糧食壓力。

    總而言之，這是一件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事，唯一的問題就是現(xiàn)在還沒有多少人能認識到，能接受，馮紫英當然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來實踐，讓更多的人來跟隨效仿。

    馮紫英有一種預感，這大周似乎要面臨一場前所未有動蕩，而義忠親王便會是其中的主角。

    看看一北一南十分活躍的北靜王和湯賓尹，還有不動聲色藏在暗中的賈敬，奔走于江南江北的甄應嘉，還有在湖廣積蓄實力按兵不動的王子騰，這段時間異常低調(diào)但卻牢牢抓住兵權不松手的牛繼宗，這一切似乎都在隨著時間推移向著某個節(jié)點移動。

    只不過這個時間節(jié)點究竟是什么時候，今年，還是明年，下半年，還是明年初，抑或明年中，這卻不是他能預料得到的了。

    他相信永隆帝和內(nèi)閣應該是有所覺察的，但是不是能能以最壞的打算來考慮和應對，是不是能把所有內(nèi)外因素可能疊加起來造成的風險和危害都考慮進來，這一點也讓馮紫英存疑。

    但身處自己這個位置上，如果過于去提出一些“危言聳聽”的建議，不但不會起到作用，甚至可能還會有負面影響，有的人還會認為自己可能有點兒忘乎所以，自恃在永平府做了一兩件事情就目空一切了。

    扳起指頭算一算，自己才二十歲，的確很難讓人相信自己在每一方面都能出類拔萃，都能建功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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