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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從當年的怒而削去孔圣后裔的衍圣公的爵位，到對孔氏南北兩宗嗣位之爭的冷漠，又到現在似乎不及余力的加封，好像是令人難以費解。但是只要與形勢變化相結合來細思，其實也就不難理解了。

    想當年大宋皇帝獻城投降，群臣或叛或逃，朝廷也是分崩離析，而作為儒家文化象征的孔圣后裔也北行覲見敵酋，趙昺明白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仍不發聲，后果將不堪設想，他必須拿出行動表明自己的態度，搶占輿論的制高點。

    此后北伐節節勝利，孔氏見蒙元大勢已去，又想棄元投宋想爭奪虛位多年的衍圣公之位，這明顯是墻頭草的行為，且想當然的以為崇文的南朝會欣喜接納。而趙昺卻不能讓他們坐收漁利，否則都對不起死于國難的那些儒士和追隨自己多年文臣士子們，自然也要讓其明白危難之時叛離的后果。

    而現在卻能欣然接納，其一，孔洙以整理先人遺作重注《六經》為名，對其中內容做了有利于趙昺施政和革新的解讀，這等于向他遞上了投名狀，承認了其為天下儒士共主的地位，也就變相承認大宋為中原正統王朝，并以儒家圣人為他們做了背書。

    其二，儒家在大宋王朝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這不僅體現在宋太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誓言和不殺士大夫的實際行動，也表現在對孔圣的祭祀上。

    歷史上對孔子的祭祀提升到國家層面，大約是出現在西漢中期。時天災頻發，社會動亂。儒者梅福認為，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對于孔子的祭祀，以致上天發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議，封孔子為商湯的后代接續先王的祭祀。東漢時正式把孔子作為國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

    到了唐代，朝廷命令每個縣都要建廟祭祀孔子。每年春秋兩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兩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學官主持，后來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孔子的封號也不斷增加。

    孔子成為國家公神以后，儒者們的宗教地位也相應提高。唐代為孔子設立“從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選中陪同孔子的，是二十二位對于注釋儒經有重大貢獻的儒者，后來擴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歷代著名的儒者。

    進入宋代，從祀制度更加完備起來。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稱為“四配”，他們是顏回、曾參、子思和孟軻。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優秀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再次是“先賢”，祭祀那些親自接受孔子教導的弟子們。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歷代最優秀的儒者。而后來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夠進入孔廟成為先儒為最高的榮譽。此外，孔廟還有專門的祟圣祠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并以四配之父及宋代理學家配享從祀。

    所以說在宋朝孔子的地位又上了一個臺階，并在幾位‘神經質’皇帝推動下，對孔圣的祭祀一度成為與上天和國家的祖神同等級別的大祀，這種殊榮萬古可能唯有孔子一人而已。即便趙昺廢黜了衍圣公，但對孔圣的祭祀也一直沒有停止，香火供奉從未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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