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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以法治國秦只是確定了各項制度設計的表層工作，而號稱開創以儒治國漢則真正賦予了吏治制度以內里靈魂。可漢帝國是以反對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嚴酷的手法，也能夠至少在一段時期內避免道義的譴責。

    待等這種譴責終于不可避免時，帝國已經掌握了控制與鎮壓的手段，這種隱蔽的政治套路發生的十分隱蔽，卻也為新帝國提供了生存之本。而儒士們在入漢后反而成了新制度的狂熱辯護者，他們提出的“大一統”“天人合一”等名詞遠遠超出了秦帝國時正統法家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

    不過趙昺以為自己這個半吊書袋子都能看出其中的奧妙，那眼前的三位大儒也定然清楚。漢代的治法，無論是黃老或內儒外法又或者純任儒學，這些情形都是時人就能清楚看見的，而作為后世的研究者，如果只知道當時人就知道的事實，對大變革時代的巨大隱線的視而不見，只把一些更加深刻的東西歸因為少數統治者，那么這種膚淺的認識便是缺乏對事實的敏感度的結果。

    “陛下，歷代以儒治國，也不無盛世頻現。而以王道治國才可長治久安，以霸道施政終難逃一代而衰！”劉因怎能聽不明白其中的變故，但仍然不愿放棄自己的堅持，似在掙扎道。

    “靜修先生誤會了，治國非是紙上談兵，也非幾句所謂圣賢之語就能實現理想，而是要因時而動，不能固守舊制。”趙昺言道，“儒學以內誠為主，以仁義禮智信為顯，依靠儒學本仁的態度，至誠的思想境界，以此施仁政、教化百姓，那也需是和平盛世。而在人命如草芥的亂世，卻無法平動亂，聚財富，需要的是以嚴刑厲法建立的制度！”

    “即便盛世來臨，國制也應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治理國家注重實際而不是廟論，而許多大儒注重理論卻缺少施政能力自然應當慎用。當然道德教化不應該忽視但必須有限度，恢復古制更不可取，周制早已不合于當下的社會實際，只能借鑒而不能照搬。”

    “難道制度就能實現社會公平，讓百姓安樂，國家得以長治久安嗎？”劉因只覺南朝皇帝的話雖然不多，但皆切中時事要點，讓他難以辯駁，只能為維護儒家的尊嚴而反問道。

    “靜修先生過于執拗了！”鄧光薦看著眼前的劉因，仿佛看到初入仕途的自己，心懷大志，欲一展才華卻與時事格格不入處處碰壁，暗自嘆氣插言道。

    “天下哪里有絕對的公平，但我朝皇帝欲建立起大致公平的社會制度后，上下統一，普天之下實施一制度。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東西南北，皆必須共同遵奉同一的社會制度，這才是維護‘大一統’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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