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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趙昺多年的古代生活，他對儒家思想體會就是平和，即所謂的順勢而為法后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而為什么“一天下”之后，還要“一制度”？

    按照趙昺的理解，所謂的‘一天下’，并非前世所認為的一人之天下，或是一族之天下。其實其所指也是分為兩個層面的。“一天下”僅僅是初步完成了國家和民族的統一，是一種淺層次的統一；由此繼續向前邁進，達到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的統一，這才是深層次的統一。

    “一制度”，簡單地說，就是統一制度。而在儒家那里，制度主要指“禮樂刑政”，相當于后世所說的典章制度，包括禮儀制度、政治制度、刑法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等等，總之，一切社會制度都可以包括在其中。

    趙昺在這個時代，盡管有現代的思維方式和超前科技知識，但思想意思終歸還是受到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熏陶。而在流落古代后幼年也要被動學習儒家經典，他盡管對學習儒家經典十分厭煩和抵觸，可也被洗腦似的灌輸了大量的儒學知識。

    在儒學處于統治地位的環境下，趙昺學習的同時，也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吸收和消化。他發現其實制度是儒家政治學的重要范疇，而非表面上所看到僅是以道德來教化百姓，約束人們的行為，當然這也是他們能夠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擊敗諸多學派成為統治階層的原因。

    因為在歷史上，每一個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其完成統一之際，必須立即著手收拾殘破的局面，整合社會，恢復或者重建社會秩序。而天下初定，整合社會既靠政令，尤靠制度。這是因為制度是社會秩序的基礎，而社會秩序是由制度安排的。

    制度的特點和優點是同一標竿、同一尺度。制度本身有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制度的標竿、尺度在其適用的范圍內，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公平、劃一的。因此，以制度整合社會，安排社會秩序，能夠維持社會的大致公平，并保持其一貫性，從而也就能夠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所以“一天下”與“一制度”合起來，才是儒家眼中的真正的“大一統”。且必須從一開始就貫徹執行“一制度”的大政方針，這與現代社會依法治國可以說是相吻合的，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江南儒士如今所思所想與中原儒士大有不同，用之則難免產生沖突，以其讓朝堂動蕩，當然棄之不用最為簡便！”趙昺看向劉因言道。

    他明白與制度上的統一，思想的統一是最難的，自己花費了多少精力，又打壓了多少士人，得了多少罵名，才勉強讓朝廷上的聲音趨向統一。而南北儒士不論學術上，還是執政理念上的爭執早在大宋開國就沒有停止過，甚至數次黨爭中也有南北之爭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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