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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穆耳聽罷懊惱不已。蒙元在立國之初便嚴禁漢人、南人、高麗人持有兵器，又有“漢人為軍者不禁”之說。但是，山西地區的鎮戍漢軍卻因地臨京畿，不行此令，甚至連有漢姓的達魯花赤均被禁止持有兵器。讓手無寸鐵的漢軍參戰豈不是與送死無異。

    “皆是奸佞誤事！”不忽木憤而言道，“早在月前，山西道宣慰使賀惟賢便呈報，言‘太原、太和嶺等處把隘軍人，若將弓箭拘收，倘有疏失，不及申訴’，而尚書省付樞密院依照呈報，擬定‘所把隘口險惡，不時防送官物，合許執把悶棍，巡防勾當’，駁回了其之請。又令‘太原路所轄州城有姓在閑達魯花赤執把弓箭，合行禁約’。而守關官兵憑著幾根木棒，他們又如何擋得住虎狼一般的南軍！”

    “如此處置亦是前時有達魯花赤密報，稱賀惟賢秘密與南人往來，為其通關提供方便。護駕返回駐地后，并未令屬下左翊侍衛親軍將武器、盔甲繳還武庫，因而疑其有不臣之心。故未應允其請！”李思衍主管尚書省，馬上為自己辯解道。

    眾人聽了一時語塞，他們皆知當年木華黎征服金朝是以探馬赤軍充當先鋒的，但在征服中原之后，大部分蒙古軍因習慣于北方草原的游牧生活，不愿留居成守漢地。所以，他們返回漠北故地，將中原漢地留給探馬赤軍駐守鎮戍。

    平陽、太原均屬河東山西的腹心要地來看，成吉思汗與窩闊臺汗將按扎兒部的探馬赤軍作為蒙古汗廷駐扎山西地區的核心力量鎮戊在此，雄視河東，是著眼于使其全面鎮攝、控制整個山西地區的軍事防務。這樣，不僅可對漢軍與河東附蒙地方武裝的守備治理進行控制，而且還能統領督促他們強化蒙古汗廷對山西各地的軍事統治，嚴密防范任何可能的反抗活動。

    不過，按扎兒部探馬赤軍的人數不多，難以滿足全面鎮守與統轄河東山西的軍力需要。金亡之后，探馬赤軍一度散居民間，分散駐守鎮戍中原，但這些探馬赤軍隨地牧守，一有風吹草動，就飛馬馳報朝廷也屬情理中事。

    這種狀況清楚表明，朝廷于河東山西各地漢軍的駐守鎮成一直進行著相當嚴密的監督控制。而為了加強對河東陜西等處萬戶府的監督控制，朝廷在千戶一級中皆設有達魯花赤監臨河東山西的漢軍活動。

    因此在刑部議得后，尚書省上奏都省準擬照議施行，所以李思衍如此處置也不能說不妥，且他所為也符合朝廷法度，當然不想背上這個黑鍋。

    但安童等人皆知平宋以后，忽必烈每年行幸上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在大同路駐軍鎮戍，“藩屏王室”的同時，還“分其大半，以備扈從”，其余“留屯于營力田，以供儲侍，以西京宣慰司領其事。”

    所以賀惟賢的左翊侍衛親軍還擔負著供給上京物資的重要職能，其作為山西道宣慰司又統管此事。而今朝廷失去江南財賦重地，物資時常短缺，其與南朝商賈溝通有無也就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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