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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是“遏糴有禁”——遇上災荒，各地州縣就“環視壁立”，禁止本地糧食出境，他認為這種地方保護主義只會加重災情。第五項是“抑價有禁”——遇到災情，官府就出面壓制市場上的糧價，甚至直接由官府制定很低的糧價，這種事不能干。

    在趙昺看來“抑價有禁”一條，可謂卻是大逆不道。平抑物價是歷朝歷代在賑災中常用之策，以防止商賈惜售，導致物價飛漲，百姓無錢買糧，從而加重災荒。其卻反其道而行之，遭到否決也就不稀奇了，但他對此另有解釋：

    “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涌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內乏食。上戶之民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皇皇無告糴之所……若客販不來，上戶閉糴，有饑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湊，而上戶亦恐后時，爭先發廩，而米價亦自低矣。”

    大意就是：以前的為政者不懂，認為民眾沒錢，須由官府出面壓制糧價。卻不知官定糧價后，別處糧價高，此處糧價低，商人自然不愿意再將外面的糧食運來。外糧不再進來，境內就會缺糧。境內越缺糧，家中有積蓄的富戶為求自保，就越不敢把自家的糧食拿出來。

    于是，饑民們手里拿著錢，卻找不到可以買糧食的地方，要么餓死，要么去搶劫。反之，如果不抑制糧價，外面的糧食不斷進來，境內的富戶也敢把糧食拿到市場上，糧價就會很自然地降下來。

    其中還說，自己在走訪中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饑荒年份，有余糧的富戶，并不愿將糧食賣給本地民眾，反與“外縣牙人”做生意。究其原因，仍然在于上面對米價的壓制。

    政策的本意雖是“存恤細民”，想要幫底層民眾一把，但卻造成周邊地區米價高于本地的狀況，有糧的富戶不愿賤賣糧食，民眾找富戶加價購糧，富戶又怕違反政策被人告發。所以，最后只有外地來的糧商能從他們手里買到糧食，本地民眾反陷入更深的饑荒。董煟說，如果我們不壓制糧價，考慮到運費、人情等因素，富戶們自然會優先選擇將糧食賣給本地民眾。

    另外在奏折中還言：“凡販米客商逐貴去賤，本不待教而喻。凡米價貴賤，視被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于所報往賣之處，則此地之饑困必更甚于彼地。”

    “客商不敢違法而擅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強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更必叢生矣。大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輳集，價必稍減。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賈用本求利，必視此為畏途而觀望不前。”

    大意是：糧商們追求利潤，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米價的貴賤，又與災情的深淺直接相關，災情輕的地方米價比平常貴，災情重的地方則尤其貴。運米沿途出現米價更貴的地方，往往也就意味著此地的災情更嚴重，但糧商已由官府指定賣米地點，不敢違法賣米給他們。

    這些災民嗷嗷待哺，為求活路定要強買，武力沖突必然層出不窮。其實，米價高漲之地，糧商蜂擁而來后，米價必然會降低。這里糧價降低了，糧商又會跑去別的地方。官府不強行指定地點，讓他們自己干，效果會更好。

    但如今的政策，導致糧商在糧價上漲之地不敢賣糧，在糧價下降之地不得不賣糧。糧商們是拿著本錢去求利的，如此兩難之下，他們的選擇將會是觀望不前、不再從別處買糧食運過來，災民的狀況也就會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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