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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大婚已經兩年，但是真正與他們相處的時間并不長，而作為普通妃子的章屏和雷妍能夠陪侍皇帝的時間更少。所以即便肉體上他們已經很親密，但精神上還是很生疏的。

    可今天兩人的表現讓趙昺不能不刮目相看，她們不僅才華出眾，而且極有表演天賦，又善解人意，可能也明白皇帝文化水平不高，便用生動易懂的語言就將徽宗皇帝創造的社會福利系統說的明明白白，也讓趙昺能夠很好的理解了這位祖宗的‘苦心’。

    說實話，安濟坊、漏澤園和居養院，這三大機構是徽宗與蔡京所創，二人圍繞著這三大機構，也耗費了不小的財力與精力。但遺憾的是，這些機構并未給民眾帶來多少真正的實惠，反成了兩宋之交有識者們的批評對象，這又是為什么呢？

    趙昺以為歸根結底是徽宗二人做事的目的不純，他們的出發點不是為了普惠萬民，而是想借此獲得一個‘仁君’的美名。那么他就無法以‘為民謀福’的基本點出發，做事也就力求‘好看’，因此得到的也只是一個華而不實，勞民傷財的惡評。

    首先從制度設計上，徽宗和蔡京就沒走正道。這種只向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考核制度，最后帶來的是一種荒誕的結果。地方官府為了應對考核，也為了借機斂財，把正常的福利救濟搞成豪華大餐，不但給屋子裝修上帷帳（一般只有富貴家庭才用得起），還給受救濟者雇請乳母與女仆，搞得窮人很開心（好享受）、富人很煩躁（要出錢）。

    而在實施中，徽宗也意識到其中的錯誤，也曾下令改正。

    “我聽說地方州縣執行得太過火了，甚至有些地方在救助貧民時，搞起了宴會，辦起了酒席，以后不許再這樣干了。”

    “往年有關部門干的事情，實在是太離譜，竟然到了給受救助者置辦蚊帳、提供酒肉的程度，錢花得毫無節制，助長了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的懶惰，他們成天游手好閑，白吃白喝，地方官府全然不管，實在是太過分。”

    “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當，如給衣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皆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窮民飽食暖衣猶有余峙，而使軍旅之士廩食不繼，或致逋逃四方，非所以為政之道。”

    他發現有些州縣刻意控制安濟坊、漏澤園的救助人數，還用無病之人和已下葬之人填在表冊里充數，來應付考核，他隨即下詔對這些人“杖一百”。同期，他還發現有些州郡的漏澤園為節省人力選擇淺埋尸體，導致其很快就裸露在外，又下令制定了必須至少深埋三尺的標準，命各級機構嚴加審查。

    相對于皇帝不疼不癢的敕令，對辦理不力籠統的處理，地方官們更在乎皇帝的感受和自己的仕途，更愿意送上一份好看的‘報表’。而在如此這般引導之下，地方官府為了競爭出位，自然會絞盡腦汁，搞出些荒唐事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徽宗與蔡京還曾試圖對居養院、安濟院與漏澤園實施“數目字管理”。比如安濟坊里的每名醫生都會有一本“手歷”，上面記載了這名醫生經手醫治的患者的痊愈數和死亡數。每年歲末考核時，就拿“手歷”里的治愈率和死亡率來做依據，不合格者要接受懲處。

    問題是：這種想當然的“手歷考核”，并不符合醫學常識——有些病患者可以自愈，而有些病無論醫生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治愈。所以它推行下去之后，沒有醫生愿意去安濟坊，這一者是因為對醫生的考核不符合醫學常識，一者是許多醫生害怕數據統計，對自己能否達成朝廷規定的痊愈率并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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