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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摘指’完朱熹，好像還不過癮，接著說道：“朱文公在被彈劾之后，他并沒有進行堅決的駁斥，而是上書認罪，這其中有人說是為了保存有用之身，得以完成其著作；也有人說定有其事，否則為何認罪；還有人說完全是污蔑之言，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認罪。但吾以為不論真假，其一旦認罪便坐實其過，即讓皇帝失去了庇護其的理由，喪失了實現理想的機會，也讓門人子弟受到了牽連，實是不智之舉。”

    “唉，這也許就是命數！”王應麟能說什么，只能嘆口氣道。

    “陸象山也是這個毛病，吾對他們敢于直言上諫的勇氣，亦是十分欽佩，但同樣是不知為官之道。”趙昺又言道，“淳熙九年，其被授予國子正的實職。上任之初，登門拜訪者甚多，其嫌頻繁應酬，難有閑暇，便閉門拒客。此舉看似清高，但是也將自己隔離，失去了宣傳自己理念，結交朋友的機會，使自己陷于孤立。”

    接著，趙昺又講了陸九淵在京中任職的幾件事。他即到太學講課，首講《春秋》六章，開宗明義地說明他自己的華夷觀點：華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貴而夷狄賤。中國可貴的是它禮義之邦的文化傳統。夷狄之所以“賤”，是因為其不知禮義，而是靠野蠻的武力侵略，因此縱然“盛強”，而最終禮義卻將無所措置，這正是“圣人之大憂”。

    趙昺以為這番言論便不合時宜了，因為孝宗皇帝在隆興北伐失敗之后，在內外政策上都轉向平穩。朝廷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余糧委田，出現了天下康寧的升平景象。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面。

    而陸九淵卻希望利用自己講課的機會，向學生宣傳華夏夷狄的區分、中國的可貴所在，借此鼓勵學生的愛國情感，以圖激發他們對收復失地和抗金的熱情。應該說愛國北伐都不錯，但是此舉卻有違當時的國策，有與朝廷對著干的嫌疑了。

    淳熙十一年，陸九淵迎來了面見孝宗奏對的機會。他寫了五篇奏札，將自己的理想及對朝廷上下局勢的政論見解向孝宗坦陳：

    第一札，講君臣相處之道。他指出孝宗用人不專，多所猜忌，君臣之間不能上下一心，至“臨御二十年，版圖未歸，仇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

    第二札，陸九淵提出了為政或政道的根本原則，即要有求道之志。他崇尚上古三代的太平治世，而三代之治的核心在于“道”，指出只有身體力行地遵循“道”，才能最終收到所謂“治世”。

    第三札，陸九淵專論知人的問題，把知人列為天下第一等大事，勸孝宗明知人之理，諳用人之道。

    第四札，陸九淵坦陳了自己對施政之法、治事之度的見解。再提心學的宗旨正是只要有求道之心，便會有求道之事，勸告孝宗應早定志向，但他又主張不宜操之過急，應循序漸進。

    第五札，陸九淵簡潔明了地對孝宗論述為君之道。認為“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人主之職，在于知人用人，立求道經邦之志，而不是凡事親歷親為，要之過詳，這樣做只會令上下推諉，互相牽制。

    這次論對孝宗雖然被他屢次追問得無言以答，也不禁“贊嘆甚多”。朱熹也特意索札求觀，并稱贊不已，說“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可見這次輪對影響是很大的。但結果陸九淵遷承奉郎，品銜從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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